对于当代艺术的研究和评论出现得最多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中国符号”。认为这些艺术家为了满足西方强势话语的观看大打“中国牌”,说白了就是在向西方献媚,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对于徐冰、谷文达的“文字艺术”也被列入这样的定论当中。然而笔者认为,这种以偏盖全的总结是狭隘的,也是不全面的。无论是艺术家的创作和理论界的评论对于“中国符号”的过分强调的结果是要么陷入民族主义的窠臼,要么造成本土文化的贬值。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界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展开了一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徐冰和谷文达两位艺术家从80年代就开始进行“文字艺术”创作无疑是当时中国前卫艺术中最有力的形式之一,它甚至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拓展了当代艺术创作的视野,走出了一条中国当代艺术通向世界艺术舞台的道路。然而对于这两位执着于“文字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在中国当代艺术界以及世界艺术界的地位的认识却乏善可陈,本文试图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分析这两位艺术家的“文字艺术”是如何立足本土文化资源,又如何进驻西方艺术界,最终得到东西方共同的认可。在当代艺术界进行“文字艺术”创作的不仅仅是这两位艺术家,选择他们进行研究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文字艺术”创作是最有企图心,持续时间最长,在当代艺术界影响最大。诚然,徐冰、谷文达的艺术研究脱离不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语境。本文主要运用后殖民主义赛义德、斯皮瓦克的文明他者与文化认同理论,尤其是霍米·巴巴的文化杂糅理论,重点分析徐冰、谷文达的“文字艺术”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受到后现代反中心主义的影响,一方面挪用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吸纳西方当代艺术精神,创造出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艺术形式。同时结合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对“中国符号”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并认为这种现象引发了一场东、西方关于文化资本争夺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东方和西方其实都在采取一种文化策略,这种策略在经济全球化的资本生存中已经开始生效。而徐冰和谷文达的文字艺术如何应对这种文化策略,最终实现了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