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媒体热点话题《满城尽带黄金甲》与《三峡好人》的论争为切入点,通过反思银幕上社会底层人物形象的演变历程,研究我国电影创作的现实主义问题,探讨我国电影事业的症结与出路。本文截取新时期以来的大陆电影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美学等学科的理论,按照评论界普遍认可的第三、四、五代和新生代导演的划分,将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相结合,既回顾了新时期我国电影的发展历程,同时结合对作品的具体分析,研究了电影创作者对现实主义的深化和偏离。我国电影艺术原来就有现实主义传统,产生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一批大胆描写社会真实、塑造底层人物的优秀影片。然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现实主义传统屡屡遭到破坏,个体生命越来越被漠视,到“文革”时期,电影更被利用为摧残压制人性的工具。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但在“三突出”原则下,电影反映底层生活根本不可能。进入新时期以后,我国电影界出现了现实主义回归的浪潮。经历“文革”劫难的第三、四代导演在儒家价值观、诗化电影和传统情节剧的影响下,对刚刚过去的动乱年代作了反思,他们的作品往往以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为主人公,描写了落难精英与底层民众的对话,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然而,在这些作品中,由于落难精英并没有完全溶入底层,底层实际上被“他者”化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身处逆境,有感恩心理,因而将底层民众崇高化、美化了;在底层形象的画廊中,女性形象尤其楚楚动人。另一类表现改革初期农村底层的电影因时效性强于艺术性,未能流传久远,但在当时由于符合底层的部分真实而轰动一时。导演谢晋是第三、四代电影人的代表,《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共同撑起一个丰富的底层世界,有体现底层美德的郭子、梁三喜,富于奉献精神的女人冯晴岚、胡玉音、韩玉秀,以及一个独特的底层灰色人物王秋赦。第五代电影时间跨度大,前期始于掀起文化热的80年代,创作者主体意识的内核是现实主义的,但大量采用现代主义的方法,在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下,底层形象往往成为符号化和寓言式的人物,与底层的实际有一定的隔膜。后五代导演的出现与90年代市场经济的兴起密切相关,他们的作品中有具体、写实的底层人物,但由于文化、经济方面的原因和创作者的妥协态度,对现实的揭示往往流于表面,而反思、批判精神有所减弱。导演张艺谋一段时间的作品是其中的代表,《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千里走单骑》奉献给观众的既有富于传奇色彩的浪子、“黑屋子”里困顿的男女,但也有些影片固然取材当代、面对底层、手法写实、画面逼真,但故事情节并不十分真实可信,实际上带有寓言性质。新生代导演对底层的真实描绘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他们的初期创作处于后现代语境下,有较强的自然主义色彩,后来逐渐表现出写真实的自觉,让真正的底层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地走上银幕,从而打造出时代边缘人、普通底层人的影像史志,这是新生代电影人的一大贡献。导演贾樟柯是其中的代表,作品有《小武》、《站台》、《任逍遥》、《世界》等,他一直坚持关注现实、关注底层的视角,成为当下最具有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关怀的电影导演。新时期以来,在不同导演的创作中,底层形象有着不同的表现,然而,可以看出我国电影的现实主义正在逐步深化;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部分曾经关注底层、面对底层的第五代导演偏离了原有的现实主义立场。《满城尽带黄金甲》与《三峡好人》的争论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也引发了电影界、学术界对当下电影创作两大群体——第五代和新生代差异的深度研究,以及对全球化、消费主义的大环境下我国电影走什么道路、如何迎战好莱坞的进一步探索。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的大片试验没有赢得口碑,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没有取得好票房,因此,中国电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的进一步盛行、“单面社会”的扩张,贾樟柯式的艺术片创作将变得更加艰难。眼下,“大片”和“小片”的试验势必继续下去,但无论创作的是什么题材,是大片或小片,中国电影界都责无旁贷地必须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和人道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