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文学的最高形式，称为文学中的文学，文学皇冠上的钻石。中国是古老的诗歌大国，春秋时期就有采诗的传统，汉代设有“乐府”，历经唐诗宋词元曲，古典诗歌发展经过一个个高峰，形成古体诗、近体诗、词、曲等多种诗歌样式，辉煌了几千年。然而新诗从诞生到现在，一直生存在危机论之中，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体相比，许多人认为新诗是新文学中成就最小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新诗已经严重边缘化，人们普遍远离新诗，新诗刊物凋零，副刊少载，销量极小，即使是大学中文系的师生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读新诗，这和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古老诗国形成强烈的反差，新诗缺乏读者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现象值得认真思考，为何读者普遍对新诗采取拒绝和疏离的态度?新诗真的已经死亡?诗人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新诗已经来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诗的接受问题，已经是一个极其严峻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历史问题。从这个新的角度来探讨新诗与受众的关系问题，可以对新诗的问题作出更加清晰的判断和认识，能够给陷入困境的新诗提供新的启示和参考。新诗与受众的关系历来探讨极少，新诗与受众的关系问题，在新诗研究中一直被忽视。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新诗“文本”在没有得到读者的接受之前，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只有读者阅读或欣赏到了诗歌文本，诗歌才实现它的现实价值，成为实在的“作品”并发挥功能。不同诗人的诗歌有自己的隐含读者，读者的赞赏或批评，会对诗人的创作产生反作用，影响着新诗的发展。诗歌历来具有“诗言志”，“诗缘情”，“兴观群怨”，“美刺”等种种功能，新诗由于传播载体与渠道与古典诗歌截然不同，其功能有了极大的拓展和变化。首先，诗歌具有审美愉悦功能，即“诗”的功能。诗歌，作为最高的文学样式，理应担当起体现民族精神，为人们代言、为时代立心的使命，体现出“贵族”的一面。除了艺术上的追求，人生体验、宇宙精神、哲思玄想都可以得到表现，能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重要影响。其次，诗歌还承担着政治、社会、文化功能，也就是还具有“非诗”的功能。诗歌是贵族的，也是大众的。新诗的诞生本身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并不是文学内部文体的自然变革，负载着改革社会、思想、文化的使命而出现，新诗与读者的关系突破了单纯的鉴赏关系。每当社会变化剧烈的时期，新诗往往充当着先锋的角色，新诗的非审美价值不容忽略，事实上往往是“非诗”的这部分使命，使得诗歌传播广泛，接受者众多，几次诗歌运动的利弊得失值得反思，都扩大了新诗的影响。新诗的实际传播效果恰恰取决于受众的接受，因此本文力求从新诗的效应研究和接受研究入手，来探讨新诗在同一时期的共时反应、水平接受以及新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历时变迁、垂直接受，对新诗在当代的接受命运进行反思，给新诗的创作与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启示。新诗借助报刊、电台、朗诵会、墙报、街头、教科书等媒介进行传播，从一诞生，就注重面向大众，适应大众的文化水平和文学能力。读者作为消费者，直接影响着报刊的销路和生存。在不同的时代语境，受众潜在地引导着新诗的写作方式和传播效果，在新诗的生存发展和兴盛衰落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第一章，媒介革命与受众革命。近代报刊业的出现给新诗的生存提供了物质载体，新诗的隐含读者(implied reader)是面向大众的，只要购买阅读了报刊书籍，就是新诗的读者。新诗要生存，就必须考虑读者的接受水平和审美趣味。可以说报刊传媒业的革命导致了读者受众的革命，读者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提高。晚清诗界革命的有效传播和广泛影响正是借助了强势报刊的力量，这场革命成为五四白话新诗运动的先声，为新诗运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新诗阅读研究，探讨新诗读者群的形成及初期新诗的读者反应。在作者、作品与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只是作出被动的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新诗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读者参与了新诗的接受，并且对新诗的发展起着推动或阻碍的重要作用。科举制度废除后新式知识分子数量大大增加，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固有结构，形成了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前提。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一向是新诗的主要受众，不过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新民歌运动等特殊时期，新诗的受众空前扩展，这种状况对新诗发生了多种影响。第三章，新文学运动时期期待视野的变化。新诗产生之初，因为它彻底打破旧诗格律、语言、内容等方面的规范，完全超越了古典诗歌的期待视野而被当成“非诗”。新诗刻意要打破古典诗歌的营垒，放弃文言改用白话，废除格律改用自由体，丢掉传统诗意表现现代体验，努力突出新诗之“新”，新诗倡导者与旧诗捍卫者展开了论争，在这过程当中，读者的期待视野经历了打破—重建的过程，直到读者接受了新诗的审美经验，新诗逐渐在文坛确立了合法性地位，并且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和欢迎，出现了阅读的热潮。第四章，新诗发展时期的多元追求及反应。1925年之后，新诗歌向多元发展的道路迈进，象征诗派、现代诗派、新月诗派、中国诗歌会纷然并起，呈现出多种可能性，这些诗歌流派在与读者的态度上表现出或疏离或强调的姿态。一部分诗人执着诗歌艺术探索，一部分诗人致力于与大众结合，造成纯诗与革命诗歌的分流。纯诗的读者面有限，局限在有较高文学鉴赏力的知识分子群体当中。革命诗歌努力与大众结合，实际上脱离了大众的真实生活，并没有争取到设想中的读者。第五章，抗战语境与新诗接受。抗日战争把中国版图人为地划分为三个地理空间，即习惯所说的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这不只是地理区域上的区别，也是不同的政治文化空间，诗歌是各文学体裁中十分活跃的一支，诗歌风格各有不同，诗歌的接受状况也各不相同。国统区的政治讽刺诗风行一时，表达了人们的心声而受到欢迎。沦陷区的诗歌刊物艰难地生长，抒发着与祖国母体脱离的殖民地人们的悲哀。解放区则倡导与大众相结合，街头诗运动、朗诵诗运动蓬勃开展，诗歌发挥了强大的宣传功能、战斗功能，新诗也随之扩大了影响，田间、柯仲平的诗歌在此时影响很大，贺敬之的新民歌体诗歌一时成为典范。第六章，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接受。本章致力于将效应研究和接受研究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以郭沫若、徐志摩、李金发、艾青、穆旦诗歌在不同时期的接受情况为例，从历时接受的角度来考察诗人及其诗歌在不同时代语境的接受命运。第七章，当代新诗的接受潮流。当代新诗受到中国现实政治语境的极大影响，本章选择新民歌运动、朦胧诗潮、汪国真现象几次大的读者接受潮流，分析政治行为、审美经验、读者心理在其中起到的主导作用，并且对新诗诞生以来主要的负面批评进行反思。新诗接受既是个人的行为，又是是社会化的行为，个体生活在社会中，个体的文学接受互相影响，形成一个时代的文学趣味。诗人创作受到诗歌潮流的影响，不能不考虑到读者的口味爱好和批评家的褒贬评价，受众在影响新诗创作、传播欣赏趣味、塑造新诗经典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新诗的接受与时代语境相关，一个时代的期待视野造成了新诗的热读与冷遇，新诗经典地位的确立和受众的关系紧密。在“纯诗化”与“大众化”、“贵族化”与“平民化”之间摇摆的新诗带来读者审美经验的变化、文本的创造性召唤和诗歌功能的多样发展可能。新诗是为艺术探索，还是为民众代言，决定了新诗发展的两种走向，诗人只有做到艺术承担与社会承担相结合，才不会使读者远离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