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理论的建构还是实际的创作来看，贞观三十二年的诗坛，是以李世民、褚亮、虞世南、李百药等人为代表的诗坛。其诗歌题材主要以酬唱赠答、赋得咏物、应制奉和为主。艺术上，诗人们有意识地剔除梁陈宫体诗歌中的浮艳气息而饰之以南朝诗艺的富丽精工，写景咏物诸作雄豪阔大与缛丽婉媚交互辉映，情景交融与含蓄蕴藉相谐相生，而应制诗辞藻的繁富与性情的贫乏依然形成鲜明的对比；内容上，诗人们在写景咏物的同时将自己的情感意绪打并其中，其诗壮思与闲愁并存，边塞与冶游同在，格调有所提高，内涵相对扩大。而唐初应制诗依然承袭传统应制诗的母题，以歌颂主子的文治武功、帝国的恢弘气象为主。这样的情态，成就了这一时期诗歌华丽博大的整体风貌，而这种华丽与博大，为唐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唐选择了以儒家文化为治国之本，其文学观念明显受着儒家经典教义的影响，而贞观重臣兼诗人大都与南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创作经验与当时的审美风尚使得他们的创作实际与文学观念产生了明显的背离。　　李世民作为诗人与作为人主之二重角色彼此交错，一方面，使得他必须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高唱传统诗教口号，要求诗歌内容力求雅正；另一方面，唐太宗作为诗人，又对史臣们所反对的齐梁诗艺表示出心慕手追的情状；而其时贞观臣子颂美王政的心理需要又迎合了太宗作为皇帝的主观欲求，此二者交互影响，是贞观诗风形成的主观原因。　　由于类书的编撰而汇集了大量前朝文本，此种类书，作为诗歌创作的范例，制约并束缚了诸如李世民这样的后来者的才思，而其时宴飨游豫之风在一定程度上又导致了贞观重臣对传统诗歌技巧的追捧与琢磨。此则是促使贞观诗风形成的又一重要因素。　　贞观时期所提出的“合其两长”的诗歌理论，为有唐一代指出了诗歌发展的正确方向，因而泽被一代诗人；贞观诗人对南朝诗艺的发展琢磨，使得传统诗艺得以沿承，初唐四杰借鉴他们的实践，开始将性情与声色相结合，吹响盛唐诗歌到来的号角；而贞观君臣诗歌中所讴歌的功业、抱负，激发了初唐四杰以及陈子昂等人的书生意气，贞观君臣之间的相互唱和，亦给高宗、武后朝野以效仿之榜样。因此，贞观诗坛作为唐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对唐诗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唐诗的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