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辽朝政权性质，多数学者认为，辽朝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治体制，已经实现了“汉化”和“封建化”，对中原儒家思想的接受程度很深，是一个已经“儒学化”的成熟的专制王朝。但通过研究辽朝前期“谋逆”问题，显示出辽朝前期政权性质与中原王朝皇权至上的专制集权不同。辽朝前期“谋逆”事件频发且对谋反者“罪而不惩”，与中原王朝“谋逆必诛”差异显著，其根本原因在于，辽朝前期不是专制集权的成熟国家形态，而是从早期契丹部落联盟向中原式国家政权转变的过渡期。辽朝前期的政权组织和权力运行方式，深受契丹部落联盟时期传统旧制的影响，其屡见不鲜的“谋逆”行为，在契丹部落联盟形态的权力运行规则下，属于合理的夺权斗争，与中原“谋逆”性质全然不同。辽朝前期皇权虚无，契丹部族社会形态下诸部酋长联合执政和权力分散的特点，对辽朝前期的政权运行影响深远。同时，对“逆臣”罪而不惩和肆意决断的态度，也可反映出辽朝前期没有树立严格的儒家“忠逆观”，统治者仅是利用儒学的等级名分观念，为打破契丹旧制、集中部落权力等违反传统旧制的行为赋予合理性和正统性，以推动辽朝由部落联盟社会形态向集权国家形态转变。　　本文主要针对辽朝前期，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辽太宗耶律德光和辽世宗耶律阮三朝的“谋逆”问题进行研究。辽代共经历九朝皇帝，本文则将前三朝皇帝任期界定为辽朝前期。研究辽朝前期的“谋逆”问题，首先从其“谋逆”产生的土壤和基础进行探寻，揭示辽朝建国前，契丹松散的部落联盟社会形态成为辽朝前期“谋逆”频发的根源和症结。此时的权力斗争直接延续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的“诸弟之乱”，而“诸弟之乱”被镇压后依然存在的隐患，又直接牵涉到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即位及日后朝内各派力量的斗争;太宗朝内错综复杂的力量角逐，为日后世宗在乱中即位埋下伏笔;而世宗的侥幸即位，又与埋葬世宗朝的“察割之乱”的爆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辽朝前三朝频繁爆发的“谋逆”，可谓环环相扣，共同揭示和反映出辽朝前期的社会形态与中原专制集权王朝的国家形态差异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