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和女人，思想和身体，自我和他者，主体与客体这些二元因素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基石。男人经常被塑造成积极追求权力的主体，而女人则是权力的消极客体；男人总是和思想联系在一起，而女人只是和身体相联系；男人享有一个肯定确切的自我，而女人只是一个模糊不定的他者。西方文化自古开始就限定了男人和女人的框架，构建了人们如何看待男女关系的方式。诺曼·梅勒，作为他所处时代的记录者，在他的文学生涯中，把他的信任和信心依托于性，通过解释性别关系来展示西方文化和美国现实。在他的作品中，男性往往被塑造成健壮、暴力和强大，女人则常常受到攻击、凌辱和击败。所以，梅勒成为了女性文学批评家的首要炮轰打击对象，她们指责他为“典型的大男子主义”、“男权至上的卫战士”和“军国主义者”。然而这些女性主义者在激烈的抨击中，忽略了梅勒作品中的发展的女性主义思想：在《裸者与死者》中塑造的女性为性奴隶，没有话语权；到《鹿苑》中女性发展为愤怒的女人，努力发声，但是失败；最后在《硬汉不跳舞》中，活跃的女性反抗者，并赢取了初步的胜利。由此，梅勒展示了他发展的女性主义观点，关注的重点由“性”逐渐发展为关注女性人物的个性和人性，以及他对男女平等的诉求。本文将以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理论为理论基础，结合拉康的他者、镜像以及波伏娃女性主义者的观点,通过文本分析《裸者与死者》、《鹿苑》、《硬汉不跳舞》这三部作品中的女性、男性形象以及文本现实来阐释梅勒小说中的主体性、特殊性以及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