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而那些出身于乡村社会因屡试不第而不得不一直乡居的生员们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一方面初步进入以科举考试为入门手段的国家权力场域,是“下层社会的上层”;另一方面却又根植于乡村社会,是“上层社会的下层”。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独特的多面性质,成为连接基层社会与上层社会架构的中间群体,从而对整个基层社会组织架构、传统文化传承等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传统乡村社会以血缘、地缘为中心的家族为支撑,形成了独特的“聚族而居”生态,尤其在统治者放开庶民祭祀限制之后,家族在形式上的凝聚力达到顶峰。乡居生员是乡村社会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占有者,同时“生员”也常常意味着饱受儒学教化,因此他们常常在修宗建祠、纠纷调停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到了清朝末期,乡村生态接近饱和,极度依赖自然条件的乡村经济由共享互助走向竞争,人们的小家庭意识得以苏醒。在大的家庭的裂变成为一个个核心家庭的大潮流下,乡居生员逐渐丧失了在家族中的话语权,这一方面促进其活动重心的向内收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其极大的不适应,开始向外寻求更大的发展平台。传统农业经济除了内部竞争之外,还与商业和鸦片争夺劳动力和土地,乡居生员的生存环境愈加恶劣。传统的塾师职业往往薪资低薄,乡居生员对此职业忠诚度不高,职业认同度也较低,因此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之下,乡居生员放弃了以教谋生的单一职业选择,开始走向多样化。生存的压力决定了乡居生员无论是与其他乡民还是官绅交往,其范围常常是以谋生为中心的。乡居生员与官绅的交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基层组织架构的留白。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在广袤的农村社会却显得力量不足。国家政权设置了基层管理机构与组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现实的冲突面前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真正的管理地位让位给了家族组织以及乡绅。虽然集权政府在对乡村的控制中依赖家族,但是在实际运行中也常常相互牴牾。在社会冲突解决中,乡居生员一方面代替官方充当调停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也与其他乡民一样,本性中对政治权威有着天然的依附与顺从。除了对政治制度的依附之外,乡居生员作为身处科考之中的学子,还自觉拥护科举制度,甚至对自己身份认知逐渐固化,以此支配着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将生活的价值旨归和利益重心都寄托在科举制度之上。因此当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止之时,不同的个体展现出了不同的应激反应。他们有的焦虑不已极度不甘,有的顺势而为借势融入到新学潮流中,有的主动改变引领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