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学一直是比较文学研究者关注较多的领域，文学形象跨越中西文明的传播与相互建构，既有人文形象的，也有物质形象的。以往的研究更注重的是对“人”的研究，而忽略了对“物”的考量。从“洋货”这个角度切入中国近现代文学，将让我们看到一个通过“奇技淫巧”即现代西方物质文明塑造出来的的异国形象。　　 在形象学研究方法论中，研究词汇源流是考察异国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对“洋货”及其相关词汇的历时与共时分析，首先理清了其中的重要语素“洋”字所表示的“外国”含义的历时发展，并通过词汇的演变，追溯了中国人国家观念的“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变化过程：从华夏即“天下”，到“华夏居中，夷居四方”的华夏中心主义观念的形成，再到晚清被迫建立中国与世界各国平等的观念，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程。其次，从“洋货”这个层面来看，在鸦片战争以前它一直是被作为一种政治符号，被当成各臣属国对中国的“贡品”，是中国与他国之间宗主与臣属关系的象征。鸦片战争之后，这种政治符号性被打破，晚清政府被迫赋予了“洋货”以商品经济的地位，这与清政府战败之后被迫承认各国地位平等的现代国家理念的是紧密相关的。　　 “洋货”所构造的近现代文学形象具有多面性，它塑造了关于异国的多重想象：一是官方话语体系下的“洋货”，代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经济手段”；二是代表物质文明和进步的“洋货”形象，与西方现代性相关，被赋予了拯救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三是普通人消费体系下的“洋货”，是具有实用性的生活必需品，又或者是用以炫耀的奢侈品。在后两个层面，“洋货”以其世界性、现代性特征区别于前者的民族想象性。　　 “洋货”也重塑了与传统生活相对立的现代生活。由各式各样的“洋货”构成的“洋式”生活场景，在现代中国人的时间、空间维度的重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人面向未来的时间观念的形成、时间观念的规则化和制度化、混乱颠倒的时间感觉以及节奏感的加快，与西历、钟表、洋灯、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等“洋货”深入生活有着深刻的联系；同时“洋货”也扩展的生活半径，重建了中国人关于世界、乡村与城市的新空间维度，创造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新型空间。　　 “洋货”进入中国社会之后，也重塑了个人与他者的关系，近现代作品充分反映了个人与物、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的变迁。传统的农业时代，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稳定而长久，“洋货”消费使这种关系变得短暂而多变；当近现代时期的物质主义者通过拥有“洋货”奢侈品来获得幸福感和安全感时，他们所消费的“洋货”，其炫耀性特点便超过了功能性；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当人们将物当成一种宗教来崇拜的时候，物渐渐拥有了对人的控制权。充斥着各种各样新奇“洋货”的生活在一些现代作家的笔下已经不能引起快乐的感觉，反而让他们产生惊慌、焦虑、烦躁和无聊等等类似的情感反应，洋货充斥表现出来的人与物之间相互异化，在现代作品中尤为突出。“洋货”在改变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同时，还改变了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洋货”消费建立了平等交往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自由而疏离。　　 从更微观的层面来看，鸦片、洋装以及“洋场”是对近现代中国社会人生影响尤为深刻的几种“洋货”典型及其相关物。鸦片对国家和个人都产生了持续深重的危害，并促成了鸦片战争的爆发，它在近现代文学中作为“洋祸”的形象曾经被广泛地书写；兴旺的鸦片生意和广泛的吸毒人群，又滋生出以鸦片为媒介的社交新方式；封建家长还将鸦片作为镣铐来统治自己的子女。作为另一典型的洋装，曾经引发过着洋装还是穿中装的矛盾，两种服装的穿着者都分别通过着装来建构自己的身份符号；另一方面，近现代文学也广泛塑造了虽然改了装，思想行为却依旧恶俗的“洋装少年”。近代以来兴起的“洋场”，作为中国社会独有的现象，被塑造成了一个“中国的外国”，它虽然在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方面高度发达，但由于“洋场”生活与传统生活的封闭稳定形成鲜明对比，其中的罪恶与堕落等现代文明病也在文学中被夸大，在乡下人眼中，成了文明生活与道德败坏的场地。　　 比较文学形象学还从社会集体想象这个方面来对异国形象的建构进行研究，让—雅克·莫哈将社会集体想象分为意识形态的和乌托邦的。在中国，对“洋货”的社会集体想象也同样存在这两种倾向：一种是与土货相比，洋货被认为是一种负面的因素，因此针对洋货的感情是憎恶的，这就是莫哈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社会集体想象，这是用本社会的价值观去整合“他者”的结果；另一种是乌托邦的社会集体想象，包括两种不同的态度，即理性主义的友善态度和崇拜洋货的狂热态度。乌托邦想象中的“洋货”都被视为正面的，是西方物质文明的体现。理性主义者友善地对待洋货，因此，“洋货”来到中国这个注视者文化，并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被注视者与注视者是相互尊重的关系；而狂热地崇拜“洋货”者则认为代表西方物质文明的“洋货”是绝对超越本土的，其结果就是本土的出产被认为是低劣的。乌托邦的社会集体想象倾向于相异性，认同“他者”，并以他者的价值观作为反思社会的出发点。　　 一般而言，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洋货”的社会集体想象会发生改变。随着科学理性精神的增长以及人们亲身体验洋货的好处，对“洋货”的蒙昧主义解释就会慢慢被消解掉，对“洋货”的认识也逐渐变得理性客观。　　 文学审美对“洋货”的异国形象建构无疑与社会的巨大变动有紧密的联系，不管洋货建构的异国形象多么复杂，只要进入审美之中，必定在观念与精神之中发挥作用。从“洋货”切入的近现代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也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结构，反映了中国社会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现代转换，这样的多面性正是我们深入探讨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起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