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忠恕”之道产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春秋以降,社会混乱,行为失范,具体表现为人我关系的恶化,甚至出现了子弑父、臣弑君的恶劣现象。面对这种礼崩乐坏的社会现象,孔子表面是倡导恢复周礼,事实上提出了他自己的贵“仁”思想,并以“忠恕”之道作为实行“仁”的途径。所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说自己要立足,也要想着让别人立足,自己要通达,也应考虑让别人通达;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说自己不愿接受或承担的就不要强加给他人。“忠”和“恕”是“仁”的两方面,这两方面都是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来实行仁。孔子的“仁”不仅局限于解决人我问题,而且从亲亲、爱人推广到爱天地万物,因为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因此可以说“仁”的核心不仅包括“推己及人”还包括“推己及物”。在如今的社会中忠恕之道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我们塑造为人处世和待人接物的态度。特别是在这个全球化社会里,人与人的交往,人与自然的交道变得愈加频繁,忠恕之道的作用就会愈加凸显。纵观世界各种文化,我们会发现孔子“忠恕”思想作为道德金律,是全球的底线伦理,是全球伦理的重要精神资源,是天下和平、四海无波的根本。孔子的“忠恕”思想转化为全球道德金律,有赖于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的改变,而观念的最终转化,不仅需要理论层次的重新诠释,更需要社会实践的普遍落实,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可,具有广泛的社会可接受性,这些都是我们现阶段发扬忠恕之道索要解决的问题。在发扬忠恕之道的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毫无限制地向世界全面推行忠恕之道是否有悖于它本身的原则?即是否符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要避免陷入另一个极端,以忠恕之道而武断地否决他者文化,破坏文化的多元性本身是对忠恕之道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