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出口贸易依托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模式，取得了平均每年近15％的高速增长，2000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492亿美元，排在世界第七位，2007年出口额达到了1.2万亿美元，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2015年出口第一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出口额增至2.27万亿美元。然而真正决定一国出口优势的不在于出口多少，而在于出口什么或者以什么方式出口。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速换挡，内在对转变出口方式的要求越来越高，党和政府多次强调转变贸易方式，加快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然而现实状况是，世界经济格局剧震，先后爆发了美国次贷危机、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又随着英国脱欧、特朗普就任美国新一届总统，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内部，我国迎来人口增长拐点，经济发展结构亟需变革，经济增长遭遇了“L”型探底。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研究框架，从融资约束出发，着重考虑资源的配置效应(要素的初次分配以及要素的再配置效应)，进而对我国企业的出口展开讨论，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企业经营生产过程中，融资约束将会对其资源配置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其中既包含了融资约束对要素报酬分配的影响，也同时包含了融资约束对要素是否达到最优配比的影响？融资约束、资源的错配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企业出口，从规模上看是否抑制了企业出口选择以及出口的集约边际，从效益指标看它们又是否影响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在此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下，本文基于融资约束、资源配置以及企业出口三者的逻辑关系，按照层层推进的逻辑关系展开研究。分别讨论了融资约束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融资约束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在融资约束背景下资源配置对出口行为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通过资源配置的中介效应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按照章节的划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可概括如下：　　（1）融资约束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基于“流动成本”视角，拓展了原有的新古典要素分配模型，认为企业需要通过融资来完成对可变成本的支付。进而通过计量实证检验了融资约束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论指出：研究表明与流动资本紧密相关的内源融资约束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尤其是对于非国有企业表现更为明显；外源融资约束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则可能减少企业流动资本的挤占，从而增加劳动收入份额；企业垄断能力的变化及其实收资本中不同所有制所属份额，都将显著改变融资约束影响要素收入份额的程度。　　（2）融资约束对资源配置影响。本文借助于Hsieh和Klenow(2009)、张佩和马弘（2012）等研究资源错配的理论模型，测度了企业的资源错配、劳动扭曲和资本扭曲、行业错配等指标。并在讨论融资约束与资源错配内在逻辑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实证研究。结论发现：融资约束与企业内资源错配、行业内资源错配呈现非线性的关系（U型），随着融资约束的上升，企业内和行业内的资源错配程度将会先下降后增加；通过稳健性分析发现，区分企业所有制属性、区域分布以及所处行业类型，融资约束的影响展示出不同，具体而言，非国有企业对融资约束的反映更敏感，东部和中西部样本中融资约束对企业内错配和行业内错配的影响存在不同，融资约束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存在显著的企业内错配效应，而对行业内错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资本密集型行业。　　（3）融资约束、资源错配与企业出口行为。基于“生产率”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阐述了资源错配影响企业出口的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企业资源错配影响出口行为的两阶段Heckman选择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要素替代”效应在资源错配影响出口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源于要素替代红利，资源错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企业的出口；劳动扭曲会降低出口概率和出口强度；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贸特征造成资本扭曲程度更高的企业出口概率更高，出口强度更大；融资约束收紧有利于企业选择出口以及出口强度增加，同时融资约束与资源错配对出口选择存在显著的交互影响。　　（4）融资约束、资源配置与出口产品质量。实证结果显示融资约束存在对出口产品质量的U型影响。具体而言：以企业融资成本衡量的融资约束与出口产品质量存在倒 U型关系，当融资成本高于24.21%时，融资约束的抑制作用才能显现；外源融资约束的衡量指标有形资产净值率（nta）、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比（ctal）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分别呈正U和倒U型；内源融资约束以及融资约束综合评分指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研究了资源配置两种效应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论指出：要素报酬初次分配指标——劳动收入份额，以及要素配置效应——企业内要素错配和行业内要素错配，均对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结合全文对融资约束与资源配置效应的分析，解释了不同融资约束指标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差异的原因，认为融资约束通过“要素分配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两个渠道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间接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及相关检验证实了该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