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的尼克松政府在面临当时国内外一系列问题时，准确地分析了国内与国际形势，并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对越南问题、中苏问题、台湾问题进行了利益考衡，寻找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可行方向。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尼克松政府正视了越南问题、灵活地把握了中苏关系、认真地分析了横亘在美中两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台湾问题，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分析和探讨，使得尼克松政府及其决策层认识到了转变美国对华政策的必然性和可行性。而美国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布，使得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转变成为现实，同时这一决策也极大地实现和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在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转变之前，美国在自身遇到困境的同时，对外交往方面也陷入了僵局。而通过对华政策的调整，尼克松政府使得美国在对外交往方面由被动变为主动，也缓解了国内的某些问题。从杜鲁门总统到尼克松总统，美国对华政策经过了“遏制加孤立”到“遏制但不孤立”的变化，再到“遏制加接触”的转变。从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转变这一过程和产生的结果看，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并没有招致大多数美国人的反对，它符合大多数美国人的意愿，实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有的观点认为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转变是美国对外决策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即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但观念发生变化的前提与基础仍是美国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美国对外决策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这一点并没有改变。冷战以来，美国长期执行遏制与孤立中国的政策，期间不乏美国人对其对华政策的讨论与辩论，但是遏制与孤立的大方针并没有改变。美国遏制与孤立中国的政策，从表面上看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对抗，但潜藏在、掩盖在“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下的却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冷战以来，意识形态间的斗争、冲突与美国国家利益并不相悖，而恰恰维护和保障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它服务和服从于国家利益这一最高宗旨。美国从杜鲁门总统上任到艾森豪威尔执政、再到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冷战思维、意识形态间的对抗以及遏制与孤立政策在当时的执行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是与美国国家利益保持高度一致的。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转变，不能说明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或者冷战思维的消亡，只是随着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改变，调整对外政策、改变对华政策才更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事实也证明，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转变在当时极大地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打开了美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