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域外佛教输入中华的主要历史时期,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持续输入,而作为文化传播主体之一的的域来华僧人也进入到了中华社会。域外来华僧人作为特殊文化群体,主要来自印度、西域佛教文化圈,经由海陆两道入华,集中分布于魏晋南北朝,活动于各政权中心及交通枢纽,为中国佛教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思想资源。遗憾的是,对域外来华僧人的研究目前仍以个案研究为主,其群体性研究于现今学界尚未得到充分重视,论著犹有不足。而通过历史学、宗教学与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的结合,有利于突破强调个别人物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突出作用这一个案研究范式,对早期佛教发展史进行一种全新视野下的诠释。对此,本文试图突破域外来华僧人个体研究的局限,考察该群体的整体时空分布特点与弘法命运走向,并关注其入华后的社会交往,及交往中存在的语言困境。而通过研究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输入有中华由自印度文化圈直接输入与经中转站西域文化圈间接交流两种。在此期间,僧人在华分布南北不均,人数增速于五世纪前期至顶峰。且其在华流动性不强,集中于洛阳、建康、长安等佛教重镇与统治阶层、知识分子、华僧、商人、妇女等群体展开多元社会交往,并于此中努力克服语言困境,形成颇有特色的汉语言学习活动。然在多番努力之下,受僧人性格与学说和社会契合度的影响,域外来华僧人群体中也有在华弘法不顺之事。但该群体的来华,仍有完整中华文化结构、影响中国佛教史延续脉络,提供宗教文化外交甚至是人类文化交往经验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