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1949-1955年间中国文学界的检讨书。之所以将研究时段选定在1949-1955年,是因为这个时期基本上能够揭示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界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从而展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文艺思想进行整合和规范的过程。本文从检讨书这一现象出发,通过检讨为何产生、何人检讨以及如何检讨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来讨论当代文学的发展,特别强调1949-1955年间的当代文学规范的建构过程。本文认为,一方面,检讨书是文学界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有效的操作方式,另一方面,检讨书是建国初文艺转换和规范的重要方式之一。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对文艺实现政治上的领导和管理,积累了诸多经验,包括文学政策、文学机构、文学报刊、作家管理等等。并且,延安文艺整风运动成功对作家进行思想改造,形成了作家自我批评、自我检讨的传统。新政权确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用马列主义纯化、统一国民思想,使之无条件服从新中国建设的历史任务。这就意味着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于是建国初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批判运动,文学界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用作检讨的方式表明对执政党和新政权的鲜明的政治态度和脱胎换骨的决心。本文试图对文学界中出现的检讨文章进行重审。在第一章,本文分析了“检讨”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中国当代文学体制的生成是检讨能够产生的重要前提。如果中国当代文学没有进行“体制化”运作,那么“检讨”也不可能以一种集体的、普遍的方式伴随着当代文学的发展。另外,延安时期的作家的检讨形式对建国后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起到了重要的参照作用。第二章探讨了建国初期旧文人的检讨的普遍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和完善的,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成长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一优良作风被完全复制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中来。这些检讨的共同特点是个人几乎全盘否定了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人生经历,包括价值观、学术艺术成果甚至人格。大多数人的检讨突出的是一种自我否定和自我反省,表现出一种真诚的自我改造的心态。当然,也不排除无奈的或迎合时势的检讨书的存在。第三章、第四章将检讨文章的分析具体到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领域。一系列的批判运动从党的外部逐渐深入到党内,从对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及其追随者的批判到左翼文学内部的“异己”胡风等人的批判,再到具有五四文化背景的党内作家丁玲的批判,不断批判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清除一切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其中,第三章分析的是文学创作界的检讨,如孙瑜、萧也牧、丁玲、陈企霞的检讨书。第四章分析的是文学理论界的检讨,如俞平伯、胡风的检讨书。虽然检讨者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所作的检讨书保证了文学规范的确立和实施,是建立“一体化”的文学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