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宏观审慎政策引起了各国监管当局、国际组织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之同时,中国也开始了对宏观审慎政策的探索。中国人民银行在2016年开始对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进行升级,将其改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MPA作为当前中国宏观审慎政策的重点内容,其作用机制为通过多种宏观审慎工具的约束对银行的信贷投放进行限制。商业银行作为一国金融体系的中坚力量,承担着金融中介职能,其经营的安全性与稳健性直接关系着一国金融安全。因而,就宏观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展开研究十分必要。本文将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的评估对象瞄准到银行的风险承担层面,从三个方面综合考察了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首先,本文利用2007-2019年中国96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将MPA体系中的存款准备金率、资本留存缓冲与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拨备覆盖率和贷款价值比上限作为宏观审慎资本监管的代理变量,构建非平衡面板模型并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方法检验宏观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同时,本文深入探索了不同类型银行对宏观审慎政策立场的变化是否呈现出异质性。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整体来看,上述四种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在紧缩立场时均能够有效抑制商业银行的过度风险承担。具体来看,资产类工具通过降低信贷供求、违约概率和购房需求来达到政策效果;资本类工具则是采用加强银行体系的弹性和改变市场信贷供求达到抑制风险承担的目的;最后流动类工具从资产负债渠道、银行信贷渠道和预期渠道来改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信贷投放行为和放贷标准,最终降低银行的过度风险承担。其次,本国银行的资产规模、资产收益率、资本充足率和非利息收入占比具有正向分布效应,能够弱化其对宏观审慎政策的敏感度,即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强、资本越充足和非传统业务占比越高的银行对宏观审慎政策立场的变化反应越不明显。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究了“双支柱”调控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是协调互助还是抵消互斥,得出以下结论:不同的“双支柱”工具组合对风险加权资产的调控效果虽然兼具协同作用和抵消作用,但是整体来说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仍取决于宏观审慎政策的松紧程度。具体来看,当宏观审慎政策收紧时,会促进从紧的数量型货币立场对银行风险承担的负向边际影响,但是宏观审慎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工具组合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效果却是相互抵消的。这也进一步说明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不仅可以降低银行过度风险承担,而且还会影响到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实施效果。因此,本文认为本国政府应充分发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作用,即强化监管协调、加大监管问责、对各种审慎工具的功能进行统筹和协调并将其有效组合,达到强化实施效果的目的。与此同时,政策当局对宏观审慎工具的选择和实施应当遵从差异化原则,避免“一刀切”式调控。正处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需要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和构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共同发挥作用来促进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