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研究的复杂性与其说缘于制度本身，还不如说取决于研究者对社会持有的理想。这种现象在与制度研究有关的各个学科中都有不同程度地体现。尽管各个学科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不同，但从本质上来说，任何理论派别都无外乎在研究两个问题：其一是制度的起源；其二是制度的演进。关于制度的起源，除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做了系统地研究之外，西方主流学派则程度不同地倾向于一种先验的假设。也就是说，后者专注于譬如产权等制度形式的效率，却有意无意地避开了这种效率的源头。而前者在探讨了制度掠夺性地演进之外，对于原始人类时期的制度也还是描述性的。西方主流学派由推崇效率而到弘扬个人权利的至上性，其本质上也并没有超越公平的范畴。但个人权利的过分张扬却有可能破坏其赖以存在的效率基础。恩格斯尽管揭示了国家产生的过程，却并没有对基于公平的公共权力和国家权力进行严格地区分。西方主流学派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尽管老制度学派采取了宏观研究的方法，却仍然没有给制度演进提出一条普适的原则来。而对于新制度学派来说，制度的一般性其实是更加重要的。它应该是对具体的制度进一步研究的先导。但可惜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恰恰缺少这种制度上的一般性原则。它所持有的方法限制了其对理论普适性的追求。 新制度经济学尽管将建立在交易成本基础上的效率标准作为判断各种制度绩效的根本，却并没有对制度成本与交易成本的关系进行深入地探讨。这种状况导致了人们在交易成本界定上的内涵模糊和度量上的瓶颈制约，也使得它的实践价值大大降低。无论什么样的制度，在它客观存在的时期或演进的过程中都需要花费一定的资源。新制度经济学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对这种维系制度运行的资源到底如何衡量它们的有效性?这种资源的花费又与制度成本、交易成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如何才能够将这种资源的耗费同制度的演进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些问题不仅与制度演进的方向有关，而且还与制度的服务对象有关。其归根结底又是一个制度演进与社会责任实现之间的关系问题。尽管大部分西方主流学者竭力避免在制度研究上的伦理判断倾向，但我们的确有必要对制度演进过程中的制度存在性进行更深层次地分析。而这种分析就会必然地牵涉到制度演进规则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当用社会责任对既定的制度进行检验时，我们就有可能发现不利于社会责任实现的制度部分。 正是基于对上面存在问题的思考，按照章节顺序，本论文可能取得的理论创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自利与互利关系的辨证分析。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单就自利而言，它不仅是个体权利的基础，而且也是个体效率与社会效率的灵魂。无论完全理性抑或有限理性，自利都是一如既往地存在着的。只不过它必须符合一定的互利要求。中文摘要这种互利对于整体社会而言已经变成了一个基于自利而又超然于自利的符合社会公正的裁判体系。它是为自利服务的，但又不是为某一个纯粹自利而存在的。它所力图保证的是各个自利的满意最大化效用的实现。换言之，就是要达致社会整体效用的长期最大化。而这时候的自利也就是一个内涵了互利约束的自利。 其次，解释了制度的起源与制度演进的一般原则。笔者论证了制度的起源发韧于自利对互利的需求，制度演进的动力则在于自利之间的斗争。制度的高效和稳定主要在于自利之间能否达成一种普遍互利的结果。在对制度起源的论述中，笔者进一步揭示了个人权利、公共权力和国家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公共权力的本质就是互利，它是一个自然选择和不断扩展的过程，其实体就表现为一种制度形式的出现。它是个人权利的一种共同授权，二者的关系基础就是自利和互利。从国家产生的过程来看，它起初仅仅是自利的一种极端发展。而其所代表的权力显然并没有经由所有个体权利的公认。因正二，国家权力从本质上是与互利意义的公共权力相达背的，这就导致了制度发展上的多元性和多层面性。也正是由于公共权力的这种异化，才导致了籍由自利驱动的国家权力向体现互利的公共权力的回归。而这个过程也就是制度演进的本质内容。 第三，对交易成本的重新界定。笔者通过对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关系的研究，认为在假设既定制度稳定(产权界定清晰)的前提下，交易成本包括五个部分:即符合社会平均效率的静态的制度成本;低于社会平均效率的静态的制度成本与符合社会平均效率的静态的制度成本之间的差额成本;制度实施者由于人为原因所产生的额外成本;交易主体在既定制度下由于纯粹自利行为所导致的违反制度安排所产生的额外成本:交易者在未被“制度化”的产权缺失领域寻求合作结果的市场谈判成本等。 可以用一个公式描述这种一般意义上的交易成本: TC=IC，+IC代:ae+IC，一+IC，2+I。onC(l) 其中:TC代表总的交易成本 ICsae指符合社会平均效率的静态的制度成本 ICoae指低于社会平均效率的静态的制度成本与ICsa。相比的差额成本 IC。，指制度实施者由于个体自利行为所导致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