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沈从文30年代的“论创作”反观30年代的小说创作,探讨30年代“论创作”对小说创作活动的参与过程以及小说创作对创作观的反叛和超越。全文分四部分:引言部分综述沈从文文学批评的研究,介绍30年代沈从文“论创作”的具体内容。第一部分阐述沈从文早期创作所呈现的特点以及30年代沈从文“论创作”呈现的创作观。这种创作观主要表现为:以“人性”重建民族道德的“人性”观、“不拘常例、不拘常格”的文体观、在“生活范围以外冒险”的题材观以及情感节制和文字“恰当”的艺术观。第二部分探讨沈从文30年代的“论创作”对小说创作活动的参与过程。在创作观的参与下,沈从文30年代小说创作相对于早期创作,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变化:由早期的自我抒写转向人性抒写;由外部组织转为作品内部组织;继承早期宽泛的题材,把笔触向不熟悉的生活范围;情感由早期热情、愤懑转向节制,在节制中获得“言外之意”;语言由早期拗曲的湘西土语转向明净澄澈的现代汉语,在“恰当”中极具个性。第三部分分析30年代小说创作对创作观的反叛与超越。主要从情感、意图与话语方式三方面分析。最终指向沈从文发自内心的情感方式对创作观的拒绝。结论部分,探寻在30年代“论创作”参与以及小说创作对创作观的反叛与超越双重合力下,沈从文30年代的小说创作呈现出理性化倾向与作者发自内心的情感方式并存的丰富性特质。这就使沈从文30年代的小说创作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对后来的现当代文学作家汪曾祺、刘庆邦等创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还反过来为“论创作”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提供事实依据。另一方面,又让作者在新的形势下,反思自己30年代小说创作的得与失,进一步完善他的文学观,再用他的文学观指导下一阶段的文学创作,最终使他在40年代的创作中达到对生命和自我体验的双重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