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作家黄哲伦（1957-）的剧作《蝴蝶君》（1988）一直备受争议。一方面,批评界认为该剧通过对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的戏仿和嘲弄而成功颠覆了东方主义与性别主义刻板印象;而另一方面,由于该剧对刻板印象的颠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剧中东方人（宋丽玲）对西方人（伽利玛）的刻意欺骗与迎合,该剧被指强化了“龙女郎”与“傅满洲”这一类负面的华人刻板形象。反观作者的创作意图,黄哲伦在其创作中一直致力于创造出更加丰满的人物角色,以替代主流文学中善恶二元的扁平化亚洲人形象。然而,从读者反应来看,《蝴蝶君》产生的效果似乎与作者的创作意图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本文拟从该剧错综复杂的叙事结构入手进行考察。在《蝴蝶君》中,以宋和伽利玛最终极具反讽的角色置换为高潮的情节发展背后,存在着一股叙事暗流,它聚焦强制异性恋社会下两位同性恋人之间的权力博弈。这股叙事暗流揭示了剧中西方白人[伽利玛)在权力与话语体系中的支配地位。这一以西方为中心的叙事话语不仅掩盖了伽利玛在两人的亲密关系中对宋的压迫,更使后者的形象妖魔化,从而使伽利玛成功推卸了道德责任并维护了其政治颜面。显性情节与隐性进程构成了两条不同的认知轨道,并在叙事进程的不断发展中逐渐产生截然相反的人物形象。本文共五章。第一章是引言,主要包括文献综述和选题依据。第二章到第四章沿着戏剧叙事线的开端、中腰和结尾三阶段,梳理两条叙事动力推进的轨迹及其产生的差异性读者反映。第二章分析了作品叙事动力的开端中,推动显性情节和隐性进程发展的基本矛盾。本章讨论的重点也包括伽利玛在叙事开头对歌剧《蝴蝶夫人》的故事线及其自身过往经历的穿插叙述,其作用是为伽利玛的真正意图提供掩护,并误导读者认知。第三章讨论了作品中腰的叙事动力中,宋的性别表演所产生的双重意指轨道。讨论围绕第二幕中三个重要事件在两条叙事动力中的作用（即宋对女性的刻意扮演被观众知晓,宋面临要展示裸体的危机,及宋宣布自己“怀孕”的事件）。这一进程中的双重意指轨道随着伽利玛的权力地位变更而共同推进,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大相庭径。第四章阐释了作品结尾的双重叙事动力,包括宋在法庭上的证词及作品最后两位主人公的角色反转所形成的不同层面的解读。本章讨论的重点亦包括伽利玛切腹自杀这—核心事件在显性情节和隐性进程中的不同意义,并进一步讨论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距离。第五章是本文的结语。本章总结了前面三章讨论的双重叙事动力的互动关系及其如何逐渐产生截然相反的人物形象,特别交代宋的形象如何由最初的“莲花”（Lotus Blossom）转变为最终的“龙女郎”（Dragon Lady）。结语的讨论重点在于隐性进程中,伽利玛在权力及叙述话语层面的操控,并进一步讨论该剧对东方主义刻板形象的批判,及其如何揭示在西方中西话语体系下,亚洲人形象自我呈现及自我言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