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处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时期,此际出现群体性事件的大爆发,正是基于传统封建帝制衰落和西方列强入侵背景下所形成的“冲击—反应”模式的一种内部回应。本文以云南边省作为考察区域,从多学科的理论视阈关注晚清时期云南地区社会结构性紧张要素的生成原因和运作状况,将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置于转型期的社会结构变动之中进行考察,结合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角度来剖析晚清政府应对云南不同类型群体性事件的举措、组织系统以及社会各阶层的相关反应,并通过设定危机治理的边界和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来探讨体制内政权力量应对群体性事件所生成的控制效能。鸦片战争后,一方面来自于云南社会内部的结构性紧张,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经济水平、民族构成、多元文化以及利益诉求形成的矛盾冲突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具有时代意义的变动；另一方面是列强在云南利权争夺的加剧造成云南民众社会抗争的情绪不断激化,来自旧体制的弹性和民众利益需求的不同,致使群体性社会抗争在此际云南地区的反侵略斗争中成为一种常态。这些可以通过对晚清云南地区群体性事件的时间、数量、区域、规模、类型、开展方式和成员属性等方面的分布状况作量化分析来加以证明,透过这些数字所呈现的趋势和比例,有助于把晚清云南群体性事件的历史信息能够客观、系统地反馈出来,体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社会特征。从实施控制的态度和政策上看,随着晚清政府中央权威的不断弱化,国家正式社会控制所能调动和使用的资源开始变得有限起来,再加上复杂的边患问题引发大量群体性事件的产生,造成政府对滇疆地区控制所需的社会资源更为稀缺。首先,清廷在实施治边政策的过程中,并不是总能按照各方集团的利益最大化目的来实现政策的最终平衡,毕竟政策本身在普适性上具有非中性的特征。其次,晚清政府为了减少应对成本的支付,政策偏好的出现成为了可能,由此产生“官府裁决少持公正态度”的社会现象,政府作为第三方仲裁实施者的功能弱化了,导致政策实施的效果很难达到预期目标。所以,在内忧外患的作用下,多元利益的冲击使得晚清云南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失控状态,结构的分化与秩序的重建,都在冲击着整个滇省的社会系统,增加了政府对地方社会控制的难度和成本。从社会执行系统的组织运作来看,包括权力控制系统和规范控制系统这两种手段方式。其中,权力控制系统反映了晚清政府采取制度化的控制方式用以调适滇省官民关系和制约不同阶层群体成员的社会行为,降低地方对国家和社会的不同目标所应承担的风险与责任。它既要保证传统社会控制方式在新历史环境下的功能延续,又使新机构的设置与职能扩展为地方社会控制注入了新的内容。而规范控制系统凸显出晚清政府借助伦理道德、乡约族规、社会风俗等非正式手段来对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行控制,即运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约束来促使民众遵从社会规范的各种结构性压力,以减缓群体性事件给滇省地方安全所带来的社会冲击。此外,本文通过杜文秀起义、马嘉理事件、浪穹教案和收回七府矿权运动这四个晚清云南地区群体性事件的典型案例,从民族(或政治)、外交、宗教、经济等微观层面系统考察了清政府实施控制的具体运作情形。总之,在近代云南社会中,晚清政府力图通过有秩序地和系统地使用强力,来调整集群关系和安排决策行为,以期制度或官僚机构的设置所带来的实践条件或方向把控等因素能在应对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带来良好的控制效果。基于此,对于还能提供权力或构建某种社会行动制度框架能力的晚清政府而言,它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是有条件去调整或改变对策的规则、资源的分配和社区民众的思想情感,提高某些执行机构和制度的控制效率,并产生正面效能,从而减少滇省因群体性事件所带来的社会骚乱。但需指出的是,当现存的政权统治已经败坏到失去应对重大情事的能力,权威弱化和民众失望致使清廷维系统治的内部结构力量已经分崩离析,随着权力阶层的身份裂变在不断发展,政府的内聚力明显下降了,行动能力和资源控制的差异变化对清末控制失灵产生实质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