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成熟期，在此期间，封建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苏轼，作为一代文坛盟主，也是一代文化巨匠，他的出现，是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他自身身世命运综合作用的结果。尤其因“乌台诗案”获罪以后，整个后半生被动的坎坷遭际和主动的孜孜求索，成就了苏轼看似矛盾复杂、实则丰富圆融的独特文化人格。 《东坡志林》，虽在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舛误，但经考订，现通行之赵刊五卷本基本可认定系苏轼后半生所作的一部笔记文集。其前四卷为苏轼“无为而为”的随笔记录，文字精炼隽永，内容涵盖广泛；第五卷为苏轼“有为而为”的十三篇史论，借古言今，议论剀切。正由于《志林》兼有这样随机、随性和“有为而为”的双面性质，对于苏轼贬黄以来的文化人格的全面深入研究，便具有了典型而宝贵的意义。 鉴于此，本文在版本考辨、去伪存真的基础上，以《志林》诸篇文本内容为主要依托，参互其他文献，从三方面来考察苏轼之文化人格：其一，借力释道思想，寓意归隐之思，在躬身实践中达成主体内在精神的超越和对自然生命的升华；其二，谐谑纵浪与理性精神的完美融合，实则自身情性与时代精神的水乳合谐，以及儒士忠骨之坚贞不屈；其三，立身大地，关怀民瘼，在与民共处、携手相扶的现实生活中，实现了自己生命的永恒维度，树立起了人民心中不朽的形象。 由此，苏轼丰富复杂的文化人格便可藉《东坡志林》得以较为完整的呈现，《志林》在此方面，确有管窥而鉴全、鉴真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