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制度是我国行政法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我国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由于受到传统政治文化、干部管理体制及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等的影响,一直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关注重点主要放在如何加强对公务员群体的监督管理,以确保其依法规范履职,体现在法律制度构建中,表现为重义务性规范、轻权利性规范,还缺乏真正有效管用的公务员权利救济体制,导致法律文本上的权利无法落到公务员个体身上。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构建的核心,在于平衡公务员权利保障和维护公共行政管理秩序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是关注权利多一点,还是秩序多一点,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判断问题,而是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法治认知水平、权利意识觉醒程度等有很大关系。考察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变迁历程,可以清晰地呈现出从威权体制下的秩序中心主义,到民权体制下的权利中心主义的转变。这一过程的演进是循序渐进的,折射出人类社会文明进化的缩影。从世界范围看,特别权力关系理论逐渐被尊重人权、正当程序等原则所扬弃,逐步建构起非诉救济和诉讼救济相结合的二元救济体系。本文从比较法的视野,对域外法治先进国家的救济制度进行对比分析,并对我国公务员权利规范体系、制度运行的现状进行梳理,直面存在缺陷,探究问题根源,并从完善公务员权利体系、健全非诉救济制度、建立诉讼救济制度等方面入手,对重构我国科学合理的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