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深化金融改革,推进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需要家庭参与股票市场促进市场活力,提高其流动性和资源配置效率,使得资金流向更有效率的企业,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与此同时,我国经济新常态下需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因此拓宽家庭收入渠道,增加家庭的资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因此,研究股票市场的参与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典理论认为每个理性经济人都会将一部分资产投资于股票市场,以实现家庭资产配置最优化。然而相异于理论研究,真实情况中个体却表现出股票市场参与不足的现象:尽管存在着较高的股权溢价,很多家庭并没有投资股票,即使参与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其持有股票的数量也远远低于理论上的最优风险资产持有份额。这也被称之为股票市场的“有限参与”之谜。Campbell在2006年美国金融学年会上提出家庭金融是与公司金融、资产定价等传统金融研究并立的一个新的独立的研究方向。并指出股票市场参与不足问题是家庭金融领域的重要研究话题之一,同时指出股票市场参与不足问题是可以解释金融学领域的股权溢价之谜的可能原因之一。对于股票市场参与不足问题,家庭金融领域研究一般从家庭参与倾向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展开。根据影响机制划分,已有文献主要可以归结为三大类:规避厌恶感(Paya&Wang,2016)、难以支付参与成本(Lusardi et al.,2017)、社会互动效应(Brown et al.,2008)。受到一些发现逆境经历会使个体产生认知偏差(Nusslock&Miller,2016;Hanson et al.,2016)的研究的启发,不同于上述已有文献的视角,本文从股票收益认知偏差这一新的视角出发,研究了家庭社会经济状况通过影响股票收益认知偏差而影响中国家庭股市参与倾向(不含持有基金的情况)的问题。本文在实证研究部分初步验证了家庭社会经济逆境致使居民认知股票收益更易存在低估偏差而降低股市参与倾向这一影响机制。之后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以排除其他因素可以对此影响进行解释的可能性。最终得出了家庭社会经济状况通过影响认知股票收益的低估偏差而影响家庭股市参与倾向的结论。为了更好的理解家庭社会经济状况之于股票收益认知偏差的影响,本文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研究,探讨这一影响可能与哪些因素有关。在此部分,笔者提出假设并完成验证:家庭社会经济逆境对低估股票收益的影响与个体情绪有关。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两点:第一,研究角度的贡献。虽然目前国内的学者对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程度不足有了一定的研究,根据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影响机制,已有文献可以归结为三类:规避厌恶感(Barberis et al.,2006;Blake et al.,2013)、难以支付参与成本(Kezdi&Willis,2011;Antonia,2018)、社会互动效应(Hong et al.2004;朱光伟等,2014)。而本文则首次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即家庭认知股票收益存在低估偏差的视角,研究中国家庭股票市场参与不足问题,拓宽了该问题的研究广度。第二,数据的贡献。本文使用的是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相较于国家统计局等宏观官方统计数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更能真实反映家庭个体的真实情况,更具有代表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是以中国家庭金融金融资产配置、金融产品选择、金融知识以及金融信息为主的大型微观数据库,数据覆盖了全国除西藏、新疆和港澳台地区外的29个省、262个县(区、县级市)、1048个社区(村)的城镇住户和农村住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