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是指整个银行系统受个体银行经营失败的影响而面临冲击或崩溃的可能性。个体风险的负外部性是系统性风险产生的根源所在,且主要反映在机构过度关联所导致的风险溢出与风险传染。新一轮金融危机的爆发,真正引发了人们对于系统性风险的高度重视,而规模因素恰恰是评估某家银行的系统重要性地位的关键指标。本文从风险溢出与传染视角出发,探究系统性风险的内在形成机制,并首次以实证形式回答了规模因素在其中的影响路径,以及如何制定相应的监管对策来防范“大而不能倒”所导致的风险隐患。文章首先基于动态CoVaR模型,量化了国内14家上市银行的系统重要性地位以及2007-2014期间对于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的动态变化。随后,通过公告整理构建季度面板数据,并采用引入交叉项等手段对风险形成机制展开研究,本文认为银行授信挤兑、企业信贷收紧、投资性资产抛售等都是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潜在传染渠道,而规模因素虽不会直接触发风险,却会显著提高风险渠道的传染能力(上市银行间1倍的规模差距会使各类传染渠道对于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系数平均提高2%至2.5%)。该结果从风险形成机制的角度,实证解释了为何系统重要性地位较高的银行往往规模体量也相对较大；同时也说明,在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范式之外,监管当局有必要针对大型商业银行制订额外的监管对策。关于监管对策的设置问题,文章在进一步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银行规模、经营杠杆、流动性状况、非利息收入占比四类经营指标同时对系统性风险贡献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监管当局虽然无法直接限制银行的经营规模,但可以通过降低经营杠杆和提高流动性比率等手段,间接抵消因机构规模过大所导致的过高的系统性风险贡献率。结合到国内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实践中,本文认为,在目前“一刀切”式的1%附加资本要求的基础上,监管力度或许仍有加码的必要,且在后续的政策设置中,增加监管梯度并增设额外流动性约束可以有效优化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效果。此外,随着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提高,因表外业务过度关联所导致的风险溢出也需要引起监管当局的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