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台湾自由主义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李敖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客观存在。他吸收了胡适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手段，吸收了张佛泉的自由与权利的辨证理念，吸收了雷震办杂志的经验和教训，吸收了殷海光争取言论自由的勇气和斗志，这些前辈所留下的精神遗产，给了李敖极大的养分和鼓舞，使他成为反专制、反威权为特色的台湾自由主义谱系中的重要一员。再往前看，中国自由主义争取自由、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寻求民族振兴，体现了对文化文明发展的终极关怀，李敖又是这样一个传统中个性鲜明的接棒者。李敖所处的时代，是政治高压的时代，也是社会分化的时代，李敖循着先驱开辟的方向走了自己的道路，他的特色是坚持走出书斋，走向社会，争取实实在在的言论自由，并用自身的实践，成为了台湾自由主义最有影响的一个代表人物。李敖在台湾的横空出世，是对压抑和窒息的社会的一种反叛，也是抗议国民党统治的一个符号，标志着新一代自由主义者的斗争方式更为积极、更为技巧、更为全面。李敖从文化的、政治的、法律的角度，阐述、光大自由民主观念，运用舆论，运用其文字的独有魅力，运用智慧及合理冲撞的规则，勇闯禁区，从事言论出版自由的操作与实践。李敖的自由主义不是学院式，而是一种平实而具体的实践性的社会理论，李敖的思想批判强化了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中批判的一面，赢得了独特的话语权和发言方式，尤其是他争取自由的技巧，为后来者建立了一种崭新的言行示范和典型。在《文星》的实践和中西文化的论争中，李敖以特立独行的姿态激烈地反传统，揭示了年轻一代自由主义者新的思考理路。在《千秋评论》时期，李敖消解着国民党散布的种种神话，冲决统治者设下的种种藩篱，还原历史的本真，展现着自由主义狂叛者的大无畏精神。李敖对自由主义的观照还涉及到文学等领域，且以入世、大众化的指向，为沉闷时代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宣泄通道，也为自由主义的灵魂安上了一个新的居所。李敖以“我批故我在”的方式，怀疑、否定着威权时代的一切价值，作着自由主义的清道夫和守望者，李敖代表了“五四”传统下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价值立场和精神力量，他既是个人，又是这个群体的代表。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认知的局限，性格的局限，李敖的自由主义没有经济的主张，没有贴近民众的实际诉求，又与他的个人英雄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带上自我中心的色彩。尽管如此，李敖的自由主义还是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