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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台湾自由主义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李敖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客观存在。他吸收了胡适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手段,吸收了张佛泉的自由与权利的辨证理念,吸收了雷震办杂志的经验和教训,吸收了殷海光争取言论自由的勇气和斗志,这些前辈所留下的精神遗产,给了李敖极大的养分和鼓舞,使他成为反专制、反威权为特色的台湾自由主义谱系中的重要一员。再往前看,中国自由主义争取自由、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寻求民族振兴,体现了对文化文明发展的终极关怀,李敖又是这样一个传统中个性鲜明的接棒者。李敖所处的时代,是政治高压的时代,也是社会分化的时代,李敖循着先驱开辟的方向走了自己的道路,他的特色是坚持走出书斋,走向社会,争取实实在在的言论自由,并用自身的实践,成为了台湾自由主义最有影响的一个代表人物。李敖在台湾的横空出世,是对压抑和窒息的社会的一种反叛,也是抗议国民党统治的一个符号,标志着新一代自由主义者的斗争方式更为积极、更为技巧、更为全面。李敖从文化的、政治的、法律的角度,阐述、光大自由民主观念,运用舆论,运用其文字的独有魅力,运用智慧及合理冲撞的规则,勇闯禁区,从事言论出版自由的操作与实践。李敖的自由主义不是学院式,而是一种平实而具体的实践性的社会理论,李敖的思想批判强化了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中批判的一面,赢得了独特的话语权和发言方式,尤其是他争取自由的技巧,为后来者建立了一种崭新的言行示范和典型。在《文星》的实践和中西文化的论争中,李敖以特立独行的姿态激烈地反传统,揭示了年轻一代自由主义者新的思考理路。在《千秋评论》时期,李敖消解着国民党散布的种种神话,冲决统治者设下的种种藩篱,还原历史的本真,展现着自由主义狂叛者的大无畏精神。李敖对自由主义的观照还涉及到文学等领域,且以入世、大众化的指向,为沉闷时代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宣泄通道,也为自由主义的灵魂安上了一个新的居所。李敖以“我批故我在”的方式,怀疑、否定着威权时代的一切价值,作着自由主义的清道夫和守望者,李敖代表了“五四”传统下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价值立场和精神力量,他既是个人,又是这个群体的代表。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认知的局限,性格的局限,李敖的自由主义没有经济的主张,没有贴近民众的实际诉求,又与他的个人英雄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带上自我中心的色彩。尽管如此,李敖的自由主义还是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