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决策时会受到多种偏差因素的影响，而证券监管部门作为由多个监管者行为个体构成的组织机构，其决策也会受到各种偏差的影响，不能保证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这显然会影响监管的效果，从而制约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市场的巨幅波动、机构违规行为、上市公司缺乏诚信、投资者羊群问题普遍，都表明了证券市场监管的效果并不理想，而这也表明了监管者的决策失误。监管者的非理性行为对整个证券市场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研究证券监管者自身的非理性行为对减少监管者决策偏差、提高证券市场监管的有效性都有着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　　论文借鉴心理学研究方法，采用具有情景因素的问卷调查方法，选取证券市场的监管主体，以及对证券市场交易有着重大影响的券商、基金公司和上市银行等证券市场的其他参与者，和财经院校相关经济学、管理学专业研究生作为对照组，发放、回收问卷和数据处理，运用应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论文对样本数据分别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卡方检验、Phi相关系数分析、聚类分析等，逐步对沉没成本效应、维持现状偏差和后悔厌恶进行研究，并对证券监管者与其他参与者、院校研究生的非理性行为进行对比。实证结果表明，监管者与参与者在维持现状偏差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与研究生在后悔厌恶非理性行为下的偏差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证券监管者的沉没成本效应与后悔厌恶两种行为偏差之间存在较低程度的负相关，维持现状偏差与沉没成本效应、维持现状偏差与后悔厌恶两两之间不相关;三类非理性行为将监管者与其他参与者、院校研究生划分为四类人群，分别是非常理智类、较为理智类、较为不理智类和非常不理智类。证券监管者相对于其他参与者理性程度更高，而与院校研究生群体不存在显著差异。　　论文在研究方法运用和结论上有一些创新，表现在:采用关联性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式深入挖掘证券监管者非理性行为的内在联系。在研究中增加新人员群体对比组，从而全面研究非理性行为与不同社会属性的人群之间的关系。论文发现:非理性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与不同群体的类型有关。论文的研究结果将对降低证券监管者的非理性行为，提高其监管水平提供有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