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即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状态,它体现在社会思想、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创伤以其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广度影响着人的生存。没有一部有关现代性的文化史会不谈及创伤。创伤是思考暴力,体验伤害和反思文化伦理的有效工具。文学由于自身的特点和功能,一开始就与创伤结下了不解之缘。现代社会又为书写创伤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书写浸透着现代性的当代创伤感悟就成了作家们当仁不让的选择。跨文化作家指的是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背景的作家。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体验现代性语境下的多重创伤,这决定了他们作品的深刻性和现代意识。他们既是多元文化的携带者,又是多元文化的传播者,他们身上的文化特征归结起来说是文化的杂交。他们被多元文化塑造,又以自己的艺术进一步塑造多元文化的时代品味。本文以四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跨文化作家为研究对象:英国作家多丽斯·莱辛,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南非作家J.M.库切,英国作家V. S.奈保尔,通过分析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文本,研究跨文化作家是如何在现代性语境下书写创伤、诠释创伤并超越创伤的。跨文化作家是因其各自的多元文化背景走进创伤世界的。他们走进创伤世界的方式决定了创伤内涵的文学构成。莱辛的非洲经历让她的作品始终贯穿着对自我的追问;怀特的创伤主要源于他在去魅的世界里不知何去何从;库切的创伤与南非的历史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奈保尔的创伤经历是与他的空间转移分不开的。创伤书写主要涉及对信仰的探问、对文明的反思、对权力话语的质疑、对人生存的这个灾难性世界的关注、对异化问题与身份困惑问题的思考,这些构成了创伤书写的基本类型。跨文化作家描写创伤,分析创伤产生的原因,也提出对创伤的治疗方案。最无奈的治疗方式是用生命作为代价结束创痛,这是悲剧性的选择,悲剧夺走了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也给予了人生最宝贵的启示;消解主体也是一条拯救之路,走出自我,人可以重新找回失去的世界;爱的力量永远都是治疗创伤的良药;人也可以在朴素的生活中找到生命的真谛,在现实中领悟信仰的意义;赎罪意识同样是解决创伤问题的良方,通过赎罪,人的心灵得到净化,矛盾得到化解。跨文化作家还通过对死亡主题的探索,与世界达成妥协,达到对人生的彻悟。作家们关心人类信仰、人的心理健康、异化感、身份困惑等随现代社会而来的诸多问题。在跨文化作家的笔下,创伤就像一面多棱镜,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