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以前,关于翻译的讨论主要是从传统文艺学和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的,因此只是将翻译视为促进自身学科发展的工具。这种观念严重影响了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作为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方面的专家,安德鲁·勒菲弗尔打破了这种规定性的研究模式,成为描述性翻译研究的旗手,着力从社会文化,尤其是比较文学和文化冲突方面讨论翻译问题。勒菲弗尔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改写理论。该理论主要关注文学系统和更为广泛的文化系统之间的互动,考察翻译文学在目标语文学系统中的作用。然而,尽管勒菲弗尔用15年的时间来不断完善这一理论,其中仍存在一些模糊的概念和表述,比如对影响翻译文学的主要因素划分不清,对关键术语定义模糊等等。这些模糊的表述导致了对改写理论的种种误读,大大削弱了该理论在解释翻译现象、分析翻译产品等方面的效力。因此,本文重新梳理了改写理论中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和专业人士等几个关键词概念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认为意识形态和诗学作为两个基本因素,分别从文学系统内、外影响译本的产生。在一般情况下,这两个影响因素分别由赞助人或专业人士执行和维护。相较于其它翻译研究学派,文化研究学派在选取研究对象时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且往往直接阐述结论,缺乏例证。本文从文学系统内外两个方面的影响因子出发,考察了最早进入中国文学系统的英国小说《格列佛游记》的早期译介情况,通过对三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当时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诗学对译本生成所产生的影响,为改写理论再提供一个个案分析,以证明该理论在文学翻译方面的解释力。19世纪末到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年代。帝国主义在军事、政治、文化方面的大肆入侵,极大的动摇了原先密不透风的政治文化系统,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诗学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翻译主题和主体也在不断的变化。从1872年到1906年之间,《格列佛游记》连续三次被选为原语文本,分别出现在报纸、杂志以及书籍三种传统出版物上,却是服务于不同的经济或政治目的。另外,译本中各种改写现象如小说标题的迻译、小说人物的变形、故事情节的添加和删减等等,部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思想道德对翻译过程不同程度的渗透。在传统诗学方面,中国小说的发展一直遵循两条线路,即长篇白话小说和短篇文言小说。前两个译本明显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并且分别采用这两种文体进行呈现。《淡瀛小录》主要是受到文言笔记小说的影响,而《汗漫游》则继承了白话章回体小说的模式。相比较而言,一向倡导学习西方小说的林纾在文体和语言选择方面则独具匠心：完全保留原文的章节设置,基本维持原文的叙事方式,并选择用文言文来翻译长篇小说以改变其“小道”的传统形象。但是,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细节刻画以及对时间的呈现方面,这三个泽本依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传统诗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