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视学制度，至远可追溯到周代的中央视学活动。北宋在地方学校建立教育行政监督机构提学司，至清前期一直被沿用，在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教育体制中起着监督与规范教育的作用。晚清以降，随着西力冲击的不断加深，尤其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使社会各阶层很快转变观念，主张从制度而不是继续从物质层面寻求救国之路，清政府本身亦在不断的失败中认识到必须进行改革。　　 晚清政府所进行的新政改革，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制度上，均以师法西方为要素。在教育领域，从渐进的改革到根本的变革，从建立新的西式普通教育学校和职业教育学校到废除科举制度，均体现了师法西方的制度革新观。随着新的西式学校教育的推行，如何管理和保障面目一新的学校教育，在清政府自身没有可资利用的经验，因此，与西方教育观念和制度相伴随而传入的教育视导制度和理论就成了可以借鉴和利用的资源。　　 从晚清教育视导制度初创至民国初年，教育视导人员的主要职责是对高等学堂、中学堂和小学堂的视察，同时也负有指导责任，故又称视学制度。同一时期，中央和地方各级学校视导事业均有所发展。　　 四川省的教育视导制度在抗日战争之前采取的是分区办法，由于各级视学和督学人员严重不足，因此不仅实施节奏缓慢，而且事实上无力顾及全省各级学校，“不视不导”、“视而不导”或“导而不行”等，便成了那段时期内川省教育视导实施情况的真实写照。全面抗战的爆发对中华民族来说本为不幸，然而在事实上，一方面由于四川省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进一步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同时由于沿海文化教育事业机构尤其是沿海高校的内迁，这两者对四川省教育视导制度的重建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38年8月国民政府改组四川省政府，在教育方面，将有经验的原安徽省教育厅长杨廉调任四川省教育厅长，以加大对教育视导制度的改革力度。四川省于1939年开始试行教育视导网制度，实现省督学、县市教育视导主任、县督学分别驻省视导区、各县市及各县市行政区进行视导。制度实施初期，因各方面不尽完善，问题也不断出现，社会上关于教育视导制度应存应废的争论此起彼伏。　　 由于教育视导制度对于提高国民教育的整体水平，提升全体国民的整体素质关系重大，国民政府极力支持四川省继续执行视导制度。为此，四川省召开省教育视导会议，同时制定具体的视导标准，确定视导经费，逐步健全与完善了川省教育视导制度。此后无论是省教育视导会议，还是省、县视导区视导会议，均着力于检讨过去工作之不足，制订以后视导之计划，对于视导制度的建设起到很大作用。　　 抗战时期，四川省作为民族复兴根据地，被国民政府及全国人民寄予了厚望。教育作为奠定国家长期发展的基础的事业，在抗战时期地位尤其重要，然而当时全省各类教育发展状况颇令人担忧。为挽救四川中等教育的危机，整顿学风，四川省教育厅除派出省督学、地方教育视导员驻区视导外，还组织对中等教育深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成立中等教育督导团、专科督导团，分别对成都市及周边地区及其他各地中等学校进行视导，力促各校进行改进。　　 除中等教育视导外，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倾注了大量的人力于国民教育视导。1939年，为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国民政府订定《县各级组织纲要》，明令自1940年3月起在全国实施新县制，藉以调整和充实县以下各级组织、促进地方自治，进而达到控制地方政权的目的。为配合新县制的实施，融儿童义务教育与失学成人补习教育于一体的国民教育自1940年8月开始在全国实施。四川省不仅率先在全国实施新县制，且将国民政府预先确定的国民教育五年普及计划改为三年完成。此项计划促使四川省教育厅实行国民教育辅导制度，以纠正原来教育视导中出现的重行政视导轻教学辅导的偏向，从而也克服了原来教育视导中的“视而不导”现象。国民教育辅导制度和教育视导制度互为补充，不仅直接推动了战时及战后国民教育的发展，对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至1949年，四川省教育视导网制度实施十余载，在四任教育厅长的组织下，多达数百人的各级教育视导人员足迹遍布全省各地，视导内容涉及中等教育、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及县市教育行政的方方面面。其间，与教育视导制度存在相始终的是视导经费短缺、视导人员减少、视导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教育行政部门重视力度不够等原因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影响到教育视导制度效率的发挥。当然，斯时教育视导制度在改善学校设备、提高教师素质、改进地方教育等方面还是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