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惠国待遇条款产生于商业贸易的平等互利条约,长期被认为是属于“条约法”上的条款,将其适用的范围限制在实体权利之中。“墨菲基尼案”仲裁庭做出支持最惠国待遇条款扩大适用于争端解决程序的裁决打破了条款传统的适用范围,但同时为之后的“帕拉玛案”仲裁庭所强烈反对,使得最惠国待遇条款在投资争端解决程序中的扩大适用问题成为争议的焦点。从表层上看,这一争议是ICSID仲裁庭在面对表述各异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时所做出的不同裁决之间的冲突,各方在结论上强调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范围的宽窄及其意义;从深层次看,实质上是裁决过程中对最惠国待遇条款不同的解释过程争议以及扩大适用后的不同适用效果之间的争论。在已经做出支持扩大适用的仲裁裁决中,ICSID仲裁庭对解释规则的把握存在差强人意的地方,同时对于外国投资者的倾向性保护较为明显,以至于条款解释过程所暴露的缺陷降低了仲裁裁决的接受程度;相应地,条款的解释结果也动摇了解释过程的合法性,对于条约的解释形成了错误的示范效应,影响ICSID仲裁庭的中立性和权威性。因此,最惠国待遇条款在条约制定时应当予以明确的表述以限制其适用范围,而在解释条款在具体条约中的模糊部分时投资仲裁庭应当坚持善意解释的原则,慎用动态解释方法,平衡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对于我国而言,在面对最惠国待遇条款扩大适用的现状中应当意识到我国所可能面临的风险,结合我国当前现行的双边投资条约和对外投资的局势,适时地采取防范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