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1818—1891)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儒学大家,他的儒学思想以及儒家心性对其书法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旨在从郭嵩焘儒学以及儒家心性的角度对其书法观念进行系统研究,深入探讨郭嵩焘儒学及儒学陶染下的心性与其书法观念之间的深层联系。本文一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了郭嵩焘理学经世与慎独工夫思想与其“正心”之学的书法功用观念之间的关系。郭嵩焘站在宋明理学的立场重视经世致用,强调个人心性道德修养。个人心性道德的修养离不开慎独工夫,在郭嵩焘看来,书法作为传统文人修身养性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可以作为文人日常“正心”的重要内容,即通过书法的“如何写”“为何而写”“写什么”三个方面来辅助个人心性道德的修养,从而实现自身的社会功用。第二章论述了郭嵩焘“天变道亦变”与“研几”思想与其“极古今之变”的书法学习观念之间的关系。郭嵩焘继承了王夫之“气在理先”“器在道先”的事物先在性的思想,承认“理”的客观性而不承认“理”的绝对性,认为“天变道亦变”,只有“即事以悟道,审几以致功”,方能做到经世致用。而“研几”又需“广识”,所以郭嵩焘持开放的文化心态,致力于极尽古今、中西之变,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为时所用。同样,郭嵩焘在书法的学习观念上也强调“极古今之变”,主要体现为厚古不薄今、兼容碑帖、勤奋工夫三个方面。第三章论述了郭嵩焘“积诚以化乎天下”与“诚中形外”思想与其“无意出之”的书法创作观念之间的关系。郭嵩焘肯定“诚”为实有,认为只要通过慎独工夫修炼至圣人之“至诚”,则定能“金石为开”,产生“化乎天下”的“实行实效”。换句话说,“诚中”必能“形外”。因此,郭嵩焘在书法的创作观念上要求表达个人的真实性情意趣,以及无意出之、自由自在的创作状态,反对刻意安排、造作。第四章则论述了郭嵩焘“狂狷”的人格气象与沉雄奇古的书法审美观念之间的关系。郭嵩焘充分肯定“狂狷”人格,认为“狂狷”并不是被否定的偏离“中行”的人格类型,而是现实“中行”过程当中尚未达到极致的一种状态。没有“狂狷”,也就无所谓“中行”。“狂狷”是“中行”的必由之路,“中行”只是“狂狷”以时为大的合理运用。“狂狷”人格在“志道”实践中,与“流俗”“乡愿”相抗争而养成的刚毅、雄浑及崇高气象,影响并造就了郭嵩焘沉雄奇古的书法审美观念。郭嵩焘沉雄奇古的书法审美追求主要体现为从精神层面发觉金石碑版沉雄奇古的气息、以沉雄奇古的审美标准关照古今书法以及在自己的书法实践方面自觉地贯彻沉雄奇古的审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