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沫着自传》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自传，开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自传创作热潮之先风。其创作始于1928年终于1948年，共一百二十多万言，囊括小说、杂文、散文、戏剧各类文体，集自传、日记、游记、回忆录各种体裁于一身，五花八门，体式博杂，改变了“东方无长篇自传”的说法。日本学者丸山升(郭沫若自传日文版翻译者)认为，郭沫若的自传和历史剧是他作品的“两根最重要的支柱”，他的自传“特别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形成史的一个典型”，“更不能被忽略”，“对理解近代文学、近代思想提供了前提，可以说是宝贵的资料”。[1](p404)然而，这样一部巨著，却被多部重要的文学史忽略了，成为中国现代自传研究及郭沫若研究中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因此，本文选择《沫若自传》为研究对象，通过探究郭沫若自传的缘起、自传的叙述、及50年代以后郭沫若对自传内容的删改，深入郭沫若的自我结构，分析不同时期郭沫若对“自我”的不同塑造与指认，在个人与社会历史互动关系的呈现中实现对郭沫若的多维度观照，同时推动对《沫若自传》的深入研究。 一、缘起：自我认同的危机。1928年，郭沫若写作了他的第一部自传《我的幼年》(现名《我的童年》)，之后的几年内郭沫若写就了他自传中的大量作品。除了受30年代“自传热”的影响之外，对郭沫若那一段时期的心态作一特定考察，我们发现，促使郭沫若进行自传写作的根本动因在于郭沫若的自我认同危机，具体表现为民族国家危机、生存困境和身体焦虑。自传作为表现自我的最佳方式，在自传的写作中郭沫若的“自我”得到了重新确立，自我认同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减。 二、叙述：“自我”形象的塑造。郭沫若自传的写作时间前后跨度长达二十年。在自传中，郭沫若对“自我”形象的塑造是不断变化的。将郭沫若自传写作的不同时期对同一人事的描述进行比较，是本章廓清郭沫若“自我”形象建构的方式。这部分内容主要分两节进行阐述：自传中的“自我”和自传中的“他者”。自传中的“自我”分述三个问题：身份(“自我”定位)：叙述方式(“自我”塑造)：形象(“自我”呈现)。自传中的“他者”主要选取在郭沫若自传中占有很重分量的鲁迅进行言说。 三、删改：社会认同的旨归。郭沫若的自传创作终于40年代末，1958年编写《沫若文集》时，郭沫若主动对自传中的内容进行了删改，其中包括：关于“自我”的删改；关于“他们”的删改；关于社会的删改。删改亦是郭沫若对“自我”形象的一种塑造。在对前后版本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郭沫若对自我的不同认知和建构，由此呈现出的不同的自我形象，以及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的个人与社会时代发生互动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