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区域社会史和儒学史研究如火如荼的今天,对处在丝绸之路交通干线上,历史上东接关中,西通西域,南连巴蜀,北达内蒙古高原的河西陇右地区的儒学传播与发展情况进行总结与梳理,不仅有利于对甘肃乃至西北区域学术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对丝绸之路沿线文化传播与接受的总结,而且更有利于通过对儒学在边地的传播和边地民众对中原文化认同过的探讨程,使人们从区域的角度更好的理解和认同“中国”,从而推动“中心”与“边缘”的动态研究。河陇地区在秦及汉初,只有其东部地区（陇右）为中央王朝控制,且一直作为防范西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前沿,尚武风气浓厚。随着汉武帝时期帝国政治军事势力的西进,汉王朝西北边防前沿战线一再西移,在河西地区构建了军事要塞,陇右社会环境比较安定。于是凭着临近关中儒学文化发达区关中的地缘优势和处在关中通往河西西域干道上的交通优势,在中央王朝儒学化律令和儒学化诏令的浸染下,在儒生型官吏的教导下,在往来移民、商人、使者等的传播下,儒学在河陇地区逐渐获得了雄厚积累,得到了迅速发展。约两汉之际,河陇本土儒学开始兴起。东汉时期,河陇名士大儒辈出,河陇豪族也由崇尚军功向崇尚文化转变。河陇儒士以实用经世为风尚,治学广博芜杂,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经学、史学、文学成就突出。此时河陇出现了陇右与河西二元并立的儒学地域格局。东汉时儒学在河陇的迅速成长与发展,造成新旧文化激烈的冲突,引起帝国西部支柱的河陇政治军事集团的分化。崇慕儒学的一派,以皇甫嵩为代表,恪守忠君理念,率领河陇军团荡灭黄巾起义,但对宦官祸政之事碍于礼法约束,却置之不理;轻儒任侠的一派,以董卓为代表,积极进取,逐鹿中原,纵横中州,事实上造成了东汉朝廷的灭亡。三国西晋时期,经过长期的积累与发展,河陇地区成为全国儒学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显示出勃勃的生机与活力,出现了具有全国意义的名士大儒。政治上河陇儒士开始由地方迈向中央政治核心层,声动朝野。当“五胡”进入內地,河洛板荡,中原儒学在战火中失去生机,而河陇地区却延续着汉晋儒学传统,保持着儒学发展的繁荣,成为当时北中国的儒学中心,吸引着一部分中原儒士的迁移投奔。人们以前总是认为,永嘉之乱后,中原儒士向河陇的迁移,才推动了儒学在该地的腾飞。事实上,儒学在该地繁荣局面的出现,主要是汉晋以来河陇几百年儒学学术积累的结果。加之当时北方陷于战火,河陇得地缘之利,比较安定,因而能够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延续着汉晋儒学的成就与辉煌,吸引了大批中原儒士的前往。而中原儒学在汉晋之间即发生了转变,从“务实”向“务虚”转型,玄学大盛。河陇因“边缘”相较于“中心”的所固有的后发展效应,其儒学一直坚持实用功利的风格,玄学未能在此地站稳脚跟。反倒是佛教不仅在河陇信仰世界中多所斩获,而且持续向河陇知识界渗透,动摇了儒学在河陇的独尊地位,形成儒、佛二元发展的学术格局。公元376年与公元439年,在前秦、北魏政权的强制要求下,河陇本土儒士大量东迁,从那以后,下至隋唐五代,汉晋时期群英荟萃的河陇地区几无有影响力的学人出现,河陇儒学衰落。如果说两汉时期儒学在河陇地区兴起的动力主要来自汉帝国强大的外推力即中央强力的文化输出的话,那么魏晋河陇儒学的凸显,则正与两汉相反,主要来自河陇地区与中州相比,战乱较少,社会安定所具有的吸引力。除此之外,也与边缘地带所固有的后起效应有关,即边缘地带的儒学发展与中央地带的儒学发展有一个时间差,边缘地带总是在追赶中央地带的脚步。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动荡,因为战乱,才给了边缘地带儒学发展赶上甚至超过中央地带的契机,边缘与中央儒学发展水平差异的缩小,与中央地带的停滞关系很大。战乱与动荡对中央地带来说是灾难,对边缘地带来说,有时就是意味着机遇,意味着人才、教育等资源的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