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诞生以来,便以其全新的研究视角给西方传统翻译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以德里达、韦努蒂等人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者认为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译者不应拘泥于原文,翻译的目的不是“求同”,而是“存异”,然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却难以在实践的检验中站稳脚步。若是按照解构主义的观点绝对地追求译文之“异”,译者很容易陷入进退维谷的局面。一方面,原文不仅失去了作为参照物的存在意义。另一方面,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认为译者不可能再现原文的意思,这完全颠覆了译者苦思竭虑去斟酌原文意义的必要性。由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一味注重“解构”而忽视“解构”之后的“建构”,使得其“理论脱离实际”的缺陷显而易见。并且,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实质上是解构主义者关于翻译的论述集合,结构较为松散,所以从严格意义来说,并不能称之为系统的理论。那么,对于解构主义翻译观,我们究竟是该全盘接受还是盲目批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自然辩证法为手段,对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进行再次解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旨在探索出具有时代性、实践性、指导性的新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框架,并应用于理雅各(James Legge)、韦理贤(Richard Wilhelm)以及汪榕培所译三个《易经》的英译本的语料对比分析。作者首先提出了原文的意义是以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结合的状态而客观存在,这就意味着译者通过实践是有能力再现原文意义的稳定方面,这是整个新解构主义理论框架的基础。其次,就译者地位而言,译者所追求的不是绝对的现身或隐身,而是由其自身翻译实践能力与翻译参与者等等其他外在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平衡地位。第二,就翻译策略而言,“异化”和“归化”都具有共时局限性与历时差异性,应以翻译目的为导向进行动态结合。最后,对翻译伦理的考量,不仅要从宏观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入手,也要将能够影响翻译的微观因素考虑在内,尤其在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崛起的新时代背景下,我们不单单要做到“因地制宜”,更应该要求“因情境制宜”。本文不仅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新时期下的创新发展,同时也丰富了新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应用与《易经》翻译研究领域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