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要点:叙事主题是小说文本的重心。当代文学的不同时期小说的叙事主题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新中国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写作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总结这30多年来的文学创作取得的丰硕成果,我们不难发现作家创作的共同点,即:开阔的眼界使作家们得以在汉、藏、西方文化的共同基础上开拓创作道路;平等的民族观念使他们的作品具备深刻的反省意识;真诚的写作态度蕴含了他们对西藏真挚的热爱;这都是他们成功的共同因素。但同时也可以看出由于作家们身处不同的时代,创作环境的改变造就的文本差异,也为西藏文坛呈现出风采各异的文学景观。本论文基于不同时期在文学上的成就考虑,选择益西单增、扎西达娃和次仁罗布作为研究个案,试图通过对这三位作家的文本分析,梳理西藏和平解放60年来西藏藏族作家汉语小说在叙事主题上的发展变化,探寻构成这种变化的成因。核心思想:益西单增、扎西达娃和次仁罗布分别处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三个不同时期,即:新中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兴起之时;新时期改革开放思想大解放之时;新世纪社会转型之时。不同的社会环境影响着作家的创作思想,小说叙事的重心也呈现出不同的景观。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藏族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藏族文学步入了他的当代发展阶段。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藏族作家的代表益西单增创作始于中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兴起之时,他的小说书写的是社会制度更替带来的新生。建国之初,藏族文学汉语写作中涌动着“忆苦”、“感恩”的热潮,“讴歌新生活”“融入社会主义大家庭”成为藏族文学的基本主题。就如尹虎彬在《从单重文化到双重文化的负载者》中所说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写作品“大都是他民族(汉民族)生活在本民族生活的投影,作家在本民族生活中所关注、所提炼的恰恰不是该民族特有的、带有某种本质性的生活意蕴,而是寻找一种与汉族,与流行的看法相契合的生活表象。”益西旦增的《幸存的人》发表于上个世纪80年代,但创作本身基本上从60年代就已经开始,作品的主题叙事也受到了那个时期内地主流文学的影响,深深地印刻着时代的烙印。客观地说,第一代藏族作家的创作在叙事主题上以控诉旧社会,歌颂新社会为核心。扎西达娃是西藏民主改革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藏族作家的代表,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步入文坛,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直面传统和未来。面对时代的跨越和改革开放时期国际舞台上“中国形象”塑造的需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文化热潮涌动,藏族作家也开始对自己安身立命的民族文化进行反思,从民族精神的提升、民族发展的高度思考藏族文化现代化的问题。扎西达瓦创作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已触及到这一深层问题,小说采用“寻找香巴拉”的结构模式,描写了藏族传统文化在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里发挥的巨大作用,审视与思考了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藏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真实境遇。扎西达娃的小说具有了浓厚的文化内涵,同时又没有被文化所束缚,他借用了文化的魅力,又超越了文化的瑕疵。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商业化的热潮席卷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盛行,物欲横行所带来的心灵迷惘、困惑成为时代病。文学的人性关怀、精神启蒙的要义得到重新阐释。复旦大学的郜元宝教授在《热衷与冷淡》中强调“文学是民族心灵的写照,民族心灵必然依托民族文化”。次仁罗布正是在这个当口步入文坛,从一开始他就强调文学的意义在于“记述民族心灵,提高民族素质,培养民族精神,是文学的天职”。次仁罗布的小说《放生羊》是一篇致力于灵魂叙事的作品,小说描写了藏族老人年扎为救赎爱人的罪孽,使其尽早转世,带领放生羊日复一日地转经、拜佛、祈祷的故事。小说的精神内核是关于希望、爱和信仰这样的普世价值。次仁罗布在讲述藏人故事的同时,也极力描摹恪守信仰的虔诚灵魂,在他的小说中建立起了精神的维度。目的与意义:本课题旨在立足文本,以作家及其作品分析为重点,试图通过文本的解读和个案的分析,结合不同时期社会文化热点的变化,梳理近30年来藏族作家汉语写作叙事主题的发展路线,为藏族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研究方法:本文拟以少数民族文化为视角,借鉴国内文化学理论和相关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利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不同时期藏族作家汉语写作在主题叙事方面的不同。研究成果和新的见解:本课题选择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藏族作家、作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采用多个角度,不同研究方法并用的策略,对构成不同时期藏族文学汉语写作在叙事主题上呈现出的不同点的成因进行探讨和阐释。本论文首次从叙事的角度描述、探讨、分析80年代初至新世纪30多年来藏族作家汉语写作在文学主题上的嬗变,即80年代初以益西旦增小说创作为代表的政治叙事;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以扎西达瓦小说创作为代表的文化叙事;新世纪以后以次仁罗布小说创作为代表的灵魂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