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其所涉及的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决定着公司的发展方向和业绩。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有关公司治理的理论经历了从Berle-Means命题到LLSV范式的发展,但这些研究都是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进行的。随着安然、世通等公司的财务丑闻的爆发以及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行为金融理论被引进公司治理领域,基于行为人非理性假设的行为公司治理理论渐渐成为主导。行为公司治理理论的核心是认为公司治理参与主体都是非理性的,这些行为中最重要的就是过度自信。关于这三大主体的过度自信行为对本公司经营业绩的研究很少有系统地研究,且针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上市公司研究更少,过去的研究也很少注意到公司治理参与主体的过度自信行为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且关于过度自信这一变量的度量也是舆论界争论的焦点。在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上市公司的治理参与主体是否也存在过度自信行为呢?在考虑到公司治理参与主体过度自信的自选择问题时,过度自信又将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做出研究。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针对不同治理主体进行细分选择,实证研究了管理者、董事会、大股东的过度自信与公司治理绩效的关系。本文针对不同参与主体选择不同的关于过度自信的度量方法,并选择多种指标度量公司治理有效性,并借鉴饶品贵(2013)的做法,建立两步效应模型对过度自信变量进行内生性处理,具体研究了不同产权性质下上市公司是否具有过度自信行为且这种行为对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本研究将有助于加深上市公司对公司治理参与主体非理性行为的认识,在对公司治理制度合理安排的同时,更加注意对制度下的人进行有效监督、控制,使公司治理机制建立在更加现实的基础上,使公司治理的效果更好地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