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运输业与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贸易和投资壁垒的降低,世界各国间的经贸联系愈发紧密,生产的国际分割日益普遍,“国家制造”逐渐向“世界制造”转变,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s)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依靠低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加入了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迅速成为“世界工厂”。通过研究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参与程度可以得出一国在全球分工中获得的增加值及资源利用效率的变化,从而为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提供依据。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国际分工的优势被细化到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在这种模式下,存在着生产环节在国家间的转移,从而推动生产与当地劳动力资源相结合,对参与全球价值链国家的就业数量产生影响。基于前人相关研究,本文采用WWYZ(2017a,2017b)改进的全球价值链指标体系——包括参与度、生产长度和生产位置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进行测度,并利用相关指标试图从不同维度检验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就业数量是否产生显著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基于前后向联系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均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逐渐上升,最终比较稳定的趋势。纯国内生产活动仍然占生产活动的主要部分,但其重要性下降,GVC生产活动占GDP的比重上升。GVC生产链长度层面,基于前向联系的GVC国内和国际生产链长度都有所增加,但绝大部分细分行业的国内生产链长度都要长于国际生产链,中低技术行业拥有更长的GVC国内生产链。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且这种趋势在服务业中更加明显,但一直处于1以下的水平。制造业多为全球价值链的下游行业,服务业多为全球价值链的上游行业。将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情况同世界主要国家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我国基于前向联系的参与度低于制造业强国德国和自然资源丰富的俄罗斯,但高于日本、美国、印度和巴西,基于后向联系的参与度处于较高水平。位置指数与印度比较接近,处于较低水平,与其他5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本国就业数量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和基于后向联系的参与度会对中国就业数量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基于前向联系的参与度、GVC国际生产链长度和浅度GVC则会提高我国的就业数量;制造业和高技术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的提高、服务业和高技术行业GVC国际生产链长度的增加对就业数量产生更强的拉动作用,同时,高技术行业通过跨境一次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引起的就业数量的增加量要高于中低技术行业。最后,根据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测算和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