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救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与近代灾害的频发与“西潮”的冲击分不开的。一方面,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各种原因,近代灾害发生的的频率较以前更高,灾情也更严重。灾害的频发固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文化损失,但也促使人们去思考有效的救灾方式,客观上催生了具有近代内涵的救灾思想。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社会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下,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这样的变局之中,大量的西学开始“东渐”,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濡化。这一文化背景对近代救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有重大影响。正是在这种中西因素冲突、融合的双重变奏中,传统的救灾思想逐渐地融入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等具有近代意义的因素,实现了自身由旧趋新的嬗变。本文以近代救灾思想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以1840年为始,终至1931年江淮水灾,这种划分虽未包含近代中国灾荒的全部内容,但对近代救灾思想的发展而言,足以揭示其全貌。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具体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现状、选题意义、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第二部分着重介绍了传统社会救灾思想的基本状况。该部分主要以《救荒六十策》与《钦定康济录》两本书为基础,考察前近代社会的救灾思想。以便于与近代的救灾思想能够进行进一步的比较研究。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近代救灾思想所具有的新内容。对此,笔者从教养并重、国际主义互助救灾思想、宗族救济观念的式微与民间义赈思想的兴起、实业救灾论的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第四部分,从宏观上对近代救灾思想进行评析。在这一部分中,笔者探讨了近代救灾思想中的神崇拜现象;分析了传统与近代两种不同的“民本”观念;近代报刊的出现对救灾思想近代化的促进作用;最后,揭示了近代救灾思想如何在中西文明的冲突中产生“新陈代谢”,并对近代救灾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内因”与“外因”及相互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