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针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CAPM)和市值效应(the Size Effect)在中国市场上的有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针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本次研究进行了α检验、β的预测性检验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添加因素检验;对市值效应,本次研究进行了投资组合分析和Fama-MacBeth截面回归分析以及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添加因素检验。本文发现,虽然α检验不否定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理论推论,但资本资产模型的预测性检验、添加因素检测以及市值效应的存在,否定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系统性风险为资产预期收益的唯一解释因素这一理论,证明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中国市场上不具备实证有效性。同时,经过对市值效应的研究,发现市值效应在中国市场上是显著存在的,即“从长期看来,小公司的平均回报率比大公司的平均回报率要高”(Banz,1981)。同时,本文对市值效应的潜在解释因素进行了总结和分析。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最主要的理论前提是金融市场上存在最有效的均值方差投资组合。以此作为基础,可推出市场上存在预期收益率和系统性风险的线性正相关的关系。即投资者所要求的预期收益率是由无风险利率加上由市场溢价乘以一个参数β计算的风险溢价决定的。且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只决定于其所带有的系统性风险,这个风险由β来衡量,其他的因素对预期收益率并不造成影响。由这些理论作为基础可以推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的截距项系数α应该为零,且由于β是对资产的预期收益的唯一决定因素,其对于资产未来收益应该具有预测性,且没有其他的因素可以预测资产的未来收益。但是,由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理论基础比较抽象,并且有着非常严苛的前提假设,学术界对其现实中的有效性一直存在着争论。所以,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有效性的不同声音从1980年开始产生了。这其中,最早被发现且最早被用来否定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有效性的一个市场异象便是市值效应(size effect)。本文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发现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并不能作为资产预期收益的解释因素,其对于未来超额收益的预测性不佳。虽然截距项α为零的推论得到了印证,但在加入股票市值这一因素后,本文发现股票市值对资产的未来预期收益具有显著影响,且该影响在将β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分析后依旧显著,这同样也否定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系统性风险为资产未来收益的唯一解释因素这一结论。本文正是基于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对股票市场缺乏解释性的现状,对中国市场是否存在市值效应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选取了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所有上市公司自1998年1月至2016年12月的股票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分别使用了投资组合分析和Fama-MacBeth(1971)截面回归分析。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市值效应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对股票的未来超额收益具有显著影响。本文通过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市值效应的实证研究,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我国的应用提供了实证检验结果。同时,本文还对市值效应的潜在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发现目前学术界对该课题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风险因素、市场流动性和投资者行为这几个方面,但尚未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这也是该课题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同时,本文也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尝试通过宏观经济的风险因素以及“受忽略效应”两个方向入手,对市值效应进行解释。但实证检验的结果并不明显,所以市值效应的解释依旧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