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乃重要的民生问题。1988年国家住房体制改革至今,住房由原先的单位福利分房逐步转为市场供应为主。市场经济背景下,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开始逐渐扩大；同时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以及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优质区位的竞争使具有不同经济能力的人居住于城市不同的位置,居住空间分异现象逐渐显露,而在居住区内部呈现同质化趋势。为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各地兴建了大量保障性住房。保障房的出现虽然缓解了低收入家庭对住房的刚性需求,但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居住空间分异。高收入群体聚集在设施完善、交通便利的城市中心或环境优美的郊区,而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房以及拆迁安置房则散落在城市边缘角落,城市居住空间的“极化”、“破碎化”现象更加明显。欧美国家的经验表明,同质型居住区对居住空间分异有正向影响,而居住空间分异极易造成社会阶层隔离甚至对立,进而导致社会犯罪等。混合居住模式被欧美国家普遍认为是解决不同阶层隔离问题、促进不同阶层交往的有效措施,尤其在对提高住房质量、疏散低收入人群、降低犯罪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考虑到有限的城市建设用地和日益扩大的居民贫富差距,出于社会公平考虑,国内政府开始通过城市规划、商品房政策等手段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以促进混合居住。在对欧美混合居住模式和政策的评价和经验借鉴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国情,国内学者更进一步提出了“大混居小聚居”居住空间模式的设想,然而并没有学者明确指出在多大的尺度范围内适合混居,国内“大混居小聚居”相关实证研究也相对缺乏。本论文选择位于绍兴市城南郊区的天境南苑小区作为案例来观察混合居住模式对居民之间交往的影响。天镜南苑小区分为东西区两大组团,东区组团为商品房,西区组团则以安置房为主。东西两区在十公顷的居住小区空间上虽处于混合居住的形态(仅以半透的绿化墙阻隔),但物质形态上的间隔(如围墙、门禁等)和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差异又形成了东西区组团内部各自相对聚集的形态——“大混居小聚居”居住空间模式。在考察小区外观以及其居民的构成特点基础之上,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方式分析居民的居住满意度、社区交往及其迁居意愿,得出在居住小区尺度混合而在居住组团内部聚居的“大混居小聚居”居住空间模式是可行的,促进了不同阶层在空间上的混合,但受邻里关系淡漠的事实影响,真正的社会融合并没有促成。“大混居小聚居”背景下的天镜南苑小区存在居民社区交往浅层化、就业促进作用未能体现、物业管理问题凸显等问题,同时也发现东西区组团居民的居住满意度较高以及迁居意愿并不明显,而名人广场起到提供居民交流的公共空间载体的作用。对此,笔者探讨建设外观无差别的住房、寻求合适的混居尺度、有效利用公共空间、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扶持以及均衡分布教育资源等方面的优化策略。同时,鉴于混居政策在欧洲等福利国家推行虽久但经济效应尚不明显的情况,笔者也建议降低对混居模式的预期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