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先后向外资开放本国银行业，进入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开始大量增加，形成了全球第三次银行业国际化浪潮。论文在梳理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FDI发展情况的基础之上，分析跨国银行对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直接投资的动机、进入方式以及所产生的影响，以期对研究跨国银行进入我国的动机、影响以及制定相关政策有所帮助。　　论文首先对银行业FDI、新兴市场国家这两个关键概念进行了界定，说明了选题背景，论文的选题意义，并介绍了论文的相关研究进展情况，以及研究思路和主要研究方法。　　通过大量的数据，论文分别介绍了中东欧、拉美和亚洲三个新兴市场地区银行业FDI的发展状况，并对这三个地区银行业FDI的发展进行了多角度的比较。研究发现，中东欧、拉美和亚洲三个新兴市场地区在银行业的外资参与程度、银行业FDI的来源国以及银行业外国直接投资者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　　论文借鉴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跨国企业直接投资理论，并结合银行业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特点，对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FDI的动因寻求理论解释。研究发现，跨国银行在进入新兴市场国家时所具备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以及其在新兴市场国家经营的长期策略可以较好地解释跨国银行在新兴市场国家的直接投资行为。论文还以中国市场为样本，利用从BVD公司的Orbis数据库获得的29家外资法人银行的资产数据，通过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对跨国银行进入中国银行业的动因进行计量检验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跨国银行母国对华非金融直接投资是促进跨国银行进入中国经营发展的主要原因，而母国和中国的双边贸易对外资银行资产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　　在研究外资为何进入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的基础之上，论文进一步研究外资以何种方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论文首先从理论上研究了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FDI中的组织形式选择，发现跨国银行的商业经营形式和发展策略，包括准入标准、业务范围和监管要求在内的东道国的监管环境、东道国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和政治风险等因素对于跨国银行的组织形式选择有重要影响。实证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颁布后，中国市场上面临组织形式选择的外资银行为样本，通过二元logit离散选择模型，以面临分行和子行选择的80家外资银行为样本，检验影响在华外资银行组织模式选择的因素。研究发现，影响外资银行转制的主要因素是该外资银行的国际化经营经验、在中国从事经营活动的时间、母国在华直接投资以及母国与中国的文化地理距离，而母行的规模及其组织模式偏好的影响不显著。论文据此提出了对中国银行业监管者和中资银行的启示。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对外资开放本国银行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跨国银行的进入改善本国银行机构以及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新兴市场国家银行部门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一方面通过提高这些国家银行业的竞争程度、产生技术的外溢效应对银行业效率产生正面影响；另一方面也通过“摘樱桃效应”以及抢夺优秀人才对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产生负面的影响。同样，银行业FDI对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的稳定性也可能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跨国银行比新兴市场国家本地银行更具稳健性，他们进入新兴市场国家以后，会提高东道国银行业以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由于外资进入后，东道国银行业竞争加剧，可能导致本地银行的盈利能力大幅度下降，东道国银行迫于竞争压力从事高风险业务，从而影响东道国银行业的稳定性。此外，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FDI对东道国金融深化和东道国经济增长亦会产生影响。以中国市场为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带来的竞争压力确实迫使中国国内银行努力缩减运营成本，提高自身经营管理效率，但是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经营稳健性的影响不显著。　　在对外资开放本国银行业的同时，确保本国银行业免受外部金融冲击是新兴市场国家关切的重要问题。论文着重研究了银行业FDI是否会导致跨国银行母国发生的金融危机传导至新兴市场国家。论文利用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合并银行业统计数据，以金融危机期间发达国家银行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本地贷款为样本，通过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对新兴市场国家外资银行贷款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母行遭受的流动性冲击确被传导至新兴市场国家。母行“去杠杆化”的行为和风险厌恶程度的提高会导致外资银行减少贷款供给，但是母行在东道国本地化经营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减少信贷收缩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