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正处于文化转型时期,强调了历史文化对翻译的制约。自20世纪70年代,随着描述翻译学的兴起和意识形态概念的导入,西方翻译研究迈入了文化多元体系的研究范畴,并且逐步形成了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机制。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同时也是文化的转化过程。以色列学者佐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作为描述翻译研究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给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描述性的、面向译语系统的、功能主义的、系统的、动态的新途径,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然而,该理论也存在不可忽视的解释不充分性。如:意识形态的操纵、译者所持的诗学观以及译者主体性等。比利时学者勒弗维尔继承和发展了多元系统理论,认为一切翻译都可以看作是重写,并详细解释了对翻译作品造成影响的一些因素,包括“意识形态”、“赞助/赞助人”、“诗学”等。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自身文化因素的种种制约和影响,而译者自身的选择反过来也会影响源语文化及译语文化,使翻译成为了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话语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话语中的改写、变形或再创造。在这个意义上,勒弗维尔认为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是译入语文化对翻译文学操纵的三种基本力量,其中意识形态对翻译文学的制约和影响尤为显著。以诗歌翻译为例,中国现代诗歌的翻译发端于20世纪初,成形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梳理这个时期对世界诗歌的翻译与介绍,可以勾勒出外国诗歌翻译在20世纪初期的发展演进轨迹。综观20世纪初期的现代诗歌翻译,所涉及到的人文现象是极其丰富的,它不仅是历史的事实,而且是历史进程的积极演绎轨迹,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经典翻译文本无疑为中国新诗的创作与发展提供了有效范式。本文试以中国二三十年代外国诗歌翻译为研究,探讨在文化多元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对当时诗歌翻译的诸多影响,包括翻译标准的流变、翻译主题的多元化以及译作诗体结构与创作手法。通过分析译诗经典化的操纵过程中赞助人影响和诗学的重建来阐明译诗经典化的文化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