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Modigliani和Miller于1958年提出著名的MM定理以后，现代公司融资理论才真正拉开了研究的序幕，经过Jensen等人的不断努力，形成了权衡、代理成本等诸多理论流派。债务融资作为公司融资主要形式之一，其理论构成了融资理论的主要部分，融资理论发展进程同样是债务理论不断发展的历程。事实上，MM定理就是研究最优债务融资水平选择的债务融资理论。 当我们放宽研究视野，用科斯等人开创的现代企业理论来检视公司融资理论时，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的天然联系，MM定理只是“企业的性质”的派生物。即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MM定理可以重新表述为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实现过程与初始权利的配置无关。尽管MM定理与科斯定理之间的这种一致性很少被人强调，但这两者的结合研究却开辟了“治理结构学派”的研究领域。公司融资理论是如此地深深地根植于现代企业理论之中，以至于我们对企业理论的不同理解以及企业理论的最新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公司融资行为和理念。当前，企业理论研究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在这一理论背景下，研究企业融资理论特别是债务融资理论就具有了新的方向和思路：第一，企业之所以需要外部资金(股权或债权)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资金，股票和债务不仅仅是融资工具，还是保护企业利润不被企业利益相关者耗散的“粘和剂”；第二，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不仅仅是股东的问题，而进一步演变为如何防止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破坏公司问题，公司应当由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出资人共同控制，控制权应当配置给那些有能力减少因“机会主义”而造成资源浪费或有能力保护自身合法利益免遭企业内部人侵占的出资人。正是从这一逻辑结构出发，我们认为，公司治理理论不应该将研究视野局限于研究出资人之一的“股东治理或股权治理”问题，还应该研究另一个重要出资人债权人“治理”公司的问题，即债务治理问题，并将其作为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债务融资问题是一种典型的代理问题，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顺利实现有赖于借款企业不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承诺、债权人对借款企业承诺的信任以及对债权人约束和惩罚借款企业违背承诺的保障。一旦缺乏这种“承诺—信任—保障”机制，债务融资行为将难以为继，债务融资市场将趋于萎缩。因此，建立债务融资的“承诺—信任—保障”机制对我国融资市场的健全和完备，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繁荣和稳定显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的债务治理就是提供这种“承诺—信任—保障”机制的一种制度安排。 由于债务融资有其自身独有的特征和规律，要研究债务治理首先必须分析债权的特性。一般而言，债权总是被定义为一种固定收益要求权，其固定性体现在：正常情况下债权收益与企业的实际经营业绩或实际控制权不直接相关，只有当企业无法偿还到期债务、违背债务契约条款时，才会涉及到企业的实际经营业绩或实际控制权问题。因此，当企业未违背债务契约时，如果债权人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可能导致企业经营决策的次优结果，满足债权人收益最大化的决策在很多情况下会损害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债务融资行为是一个典型的契约行为，即债务契约的设计、签订、执行及违约行为的处理。基于债务融资的这种契约性，本文研究的债务治理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事前的基于债权人保障理念的债务契约设计研究，这部分内容主要是论文的第一章至第四章；二是债务治理机制质量的研究，特别是债权人利益保障的法律研究，这部分内容主要是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 本文总体上可分为两大部分，共六章。第一部分主要是理论研究，包括第一章至第四章；第二部分主要是实证研究，包括第五章至第六章。 第一章“公司融资理论研究现状及最新进展”。本章对公司融资理论发展进行了简要回顾，并以“治理”的视角初步梳理出债务治理理论发展历程。与传统的融资理论文献综述不同，我们将融资理论及其发展置于企业理论特别是现代企业理论发展的背景之下，并将债务治理理论发展置于公司融资理论之中着重考察。因此可以说，本章就是对债务治理理论发展的一个简要综述。 第二章“债务治理的基础：债务契约”。本章探讨了债务治理的基础和有效载体——债务契约相关理论问题，包括债务契约与实际控制权转移、债务契约的效率形式和债务契约的治理机制等方面内容。本章同时运用不完全契约和产权理论的分析框架，通过简单的数学推导来说明债务契约的产权特征及其治理功能。 第三章“债务治理与融资行为”。本章通过研究债务治理与融资行为相关理论问题，阐释了债务契约、治理机制与最优融资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阐明了债务治理机制与债务水平的关系。通过探讨这一债务治理中心问题，以期为债务契约最优化设计问题研究做好理论铺垫。 第四章“债务治理与债务契约设计”。本章对债务治理基础和有效载体——债务契约的设计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包括控制权配置和期限结构选择两方面内容。通过设计不同形式的债务融资契约，可以规范、引导债务融资契约参与方的行为，最终达到提高公司债务治理效率的目的。 第五章“我国国有企业融资行为变迁：基于债务治理视角的分析”。本章以上述债务治理理论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债务治理的视角重新认识并阐释了我国国有企业融资行为变迁，并以深圳银行业的实际数据为基础，分析了我国银行借款契约的特征及其设计。 第六章“我国公司治理机制评价：基于债务治理视角的考察”。本章将债务治理置于公司治理框架下，从另一角度考察债务治理在实践中的发展和作用。通过对我国公司治理机制评价，本章指出：我国公司治理发展进程中，债务治理作用逐渐增强，逐步实现了从“股东治理”到“出资人共同治理”模式的转变。 论文的主要创新：1、初步构建了以债务融资契约为核心，以债务治理机制的形成机理为基本前提，以债务治理、债务融资行为、公司实际控制权的配置和转移为主要内容，以债务融资契约最优设计、最优债务融资水平选择为中心环节，以金融体系的繁荣与稳定为宏观目的、以高质量公司债务治理机制为微观目的的债务治理理论体系(见理论体系图，中文摘要第六页)。 2、首次以深圳银行业的数据为基础，运用债务治理理论实证研究了我国的银行借款契约。第一，我国银行借款契约具有典型的外生性债务契约特征，无法揭示每一借款契约所隐含的独特风险特征，契约的执行效率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第二，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不断攀升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借款契约中的违约条款及限制性条款设计方面存在缺陷，削弱了银行保护自身合法利益的能力，导致借款企业大量采用“资产置换、清算性股利支付”等行为逃废银行债务；第三，我国银行借款契约缺乏保护银行利益的期权条款设计，银行也未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第四，我国银行借款契约对银行获取企业实际控制权的触发机制的设计不够全面，目前只包括违约这一个变量。为了有效发挥债务治理机制的效率，我们认为还应当将借款企业资产价值与银行借款额之间的相对关系作为借款契约设计的重要变量。 3、充分运用现代企业理论，特别是企业所有权、企业实际控制权的状态依存性质以及公司出资人参与公司治理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企业债务治理机制的形成机理、实现条件、主要手段、运行方式等主要内容，夯实了债务治理理论的理论基础，实现了现代企业理论与现代财务理论的交融发展。 4、比较成功地将Harris和Raviv的非廉价投票权模型拓展为控制权配置模型和单一投票权契约设计模型，并得出具有一定实际意义的研究结论：第一，债务契约设计的原则是避免出现廉价投票权，应当保持债务融资契约与企业现金流的索取权、企业控制权的配置之间的高度敏感性；第二，债务融资契约应当被看作一种“承诺”工具，其目的是保持债务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第三，无风险的债务契约不具有治理机制的功能，即不具有投票权和控制权。 5、初步构建了一个探讨债务期限结构选择与债务治理机制之间内在联系的简单模型，分别从完全信息、不对称信息、零交易成本、正交易成本四个角度进行分析，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第一，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与债务治理机制之间的联系不确定；第二，在不对称信息及零交易成本条件下，债务治理机制与债务期限结构选择无关；第三，在正交易成本下，债务治理机制与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相关。 6、继承和发展了Jensen和Meckling(1976)的“非整体价值最大化”和Williamson(1997)“项目财务”(ProjectFinance)的研究方法，对单个债务融资契约和债务融资水平进行最优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