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经历着世界上前所未有且人数数量最多的人口迁移,这不仅影响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进程,还关系着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形成。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了60%,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差16.22个百分点。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29077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为13500万人,占总量的46.43%。目前,国家正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而农民工市民化尤为重要。现实来看,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存在定居意愿强、落户意愿弱、市民化能力难以支撑其市民化目标、福利水平低等突出问题。与此同时,由于受户籍制度影响,农民工并不能与城市本地居民同等享有城市公共服务,这给中国农民工的市民化增添了诸多挑战。近年来,中央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旨在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农民工市民化,但我们还看到,城市公共服务对农民工依然有一定的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延缓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进而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本文在国家推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背景下,以城市公共服务为切入点,重要研究其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及其机制。首先,在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构建包含城市公共服务的农民工市民化理论模型,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其次,梳理和归纳农民工市民化实践、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政策与农民工的需求演变以及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等典型事实。第三,基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开放度”等宏观视角,重点研究城市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市民化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第四,基于公共服务“可及性”微观视角,研究城市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影响及机制。第五,以农民工福利改善为最终落脚点,研究面向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对农民工福利水平的影响。最后,基于以上研究,提出主要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通过研究,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第一,目前中国农民市民化处于全面推进阶段。国家在市民化顶层设计基本完成、居住证制度全面推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进一步健全、市民化配套政策体系加快形成等方面有所进展。但还存在制度改革相对缓慢与机制建设不健全并存、市民化进程不快与质量相对不高并存和一些新问题出现等问题。进一步地,农民工市民化政策趋于市场化、精准化和人性化,并且政策和制度设计开始向深水区迈进,如户籍制度改革、居住证制度和市民化相关配套政策。当前,农民工群体的城市公共服务缺位问题正在得到改善,居住证制度的全面推行,特别是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开始建立,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抓手。第二,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对农民工定居选址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平均来看,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每提高1个单位,农民工在本地定居的概率显著增加0.9个百分点。进一步发现,30～44岁、女性、高中教育水平、已婚、拥有自有住房者和自营劳动者身份的农民工在定居选址时对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敏感性要更高。加入户籍限制变量后,虽然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对农民工的定居决策的影响效应有所下降,但依然显著为正。特别是,当农民工的就业和收入相对稳定后,城市公共服务及其供给质量开始成为其定居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第三,平均来看,城市政府向本市农民工开放了73.15%的全部公共服务领域。城市政府承诺向农民工开放77.60%的城市全部公共服务领域。进一步发现,农民工受到的服务约束和限制更多的来自于排他性公共服务领域。农民工群体中9.14%的个体达不到城市政府设置的条件要求而被排除在排他性公共服务对象之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行政等级越高,其开放度越低;城市规模越大,其开放度越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质量越高,其公共服务开放度越低。第四,城市公共服务开放度对农民工流迁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公共服务开放度每提高1个单位,农民工将户口迁往本地的概率显著增加26.0个百分点。提高城市公共服务开放度,有利于提高农民工流迁和落户的可能性,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进一步发现,城市公共服务开放度对等家庭式流动（与配偶和子女）、跨省流动、Ⅱ型大城市、有住房困难和无子女上学困难等农民工群体影响更加明显。社会融入感在城市公共服务开放度影响农民工流迁行为中存在一定的中介效应。第五,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有正向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越高,其市民化能力就越强。进一步发现,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80后、少数民族、与配偶和子女一起流动和无房且低技能等农民工群体的影响更为显著。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通过健康提升机制、身份认同机制和劳动供给机制来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第六,农民工福利水平的总模糊指数为0.244。处于较低水平。持有居住证对农民工的经济状况、防御性保障、精神感受和社会机会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居住证制度改善了农民工的经济状况、防御性保障、精神感受和社会机会等福利水平。持有居住证对Ⅱ型大城市、Ⅰ型大城市和特大超大城市农民工的福利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特大超大城市的影响效应最大,而对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农民工的福利水平影响不显著。持有居住证对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福利水平均有正向显著影响,并且对第一代农民工的福利水平的影响效应更大。持有居住证对“居住证福利增加区域”农民工福利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以“包容、开放”理念,看待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第二,持续深化改革,扫除农民工市民化障碍。第三,改变城市公共服务供给逻辑,更好地适应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第四,以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第五,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第六,以公共服务可及性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