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来，经济发展水平日新月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很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改善。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付出了惨重的环境代价，生态日益恶化，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这种以牺牲昂贵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保证中国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保障经济高速稳健发展，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由于环境主体的有限理性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无法仅依赖市场机制解决环境污染，需要政府实施环境规制。本文首先基于对污染函数的现有研究构建“厂商实际污染排放量函数”，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环境规制下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投入配置”数理模型，并分别讨论不考虑环境规制、不考虑绿色技术的简化情形和一般情形三种情况下，厂商为了永续经营和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做出的技术研发方向和资产配置选择。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随着环境规制由弱变强，厂商会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绿色技术研发而不是治污技术研发，从而实现从产品生产环节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量，同时降低单位产出附带产生的污染物的目标，并且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应呈现出倒“U”型曲线关系。然后，本文采用包含非合意产出的DEA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分别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工业部门的环境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分解后者得到绿色技术创新增长率。最后本文以绿色技术创新增长率为解释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对上述理论模型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在强度纬度上符合倒“U”型曲线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增强，会激励厂商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而不是治污技术创新，并且厂商绿色技术创新增长率将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是西部地区没有出现统计意义上显著的倒“U”型关系，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环境规制强度较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不足导致的。综上，本文认为从长远的角度看，政府应当进一步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形成绿色技术创新为主、治污技术创新为辅的厂商治污良性循环机制，从而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另外，政府应当根据各地区各行业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制定差异化的制度，并根据厂商的现实状况及时做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