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学范式是翻译研究共同体在特定时期内广泛接受和遵守的翻译概念系统,是共同体成员的共同信仰和行动指南,并由此形成独特的研究传统、理论立场、学术目标、分析方法、术语体系等。译学范式的演进与译者主体性的构建紧密相关。本文将译者主体性置入译学范式演进的宏观理论视野中,通过明晰范式演进的内在逻辑与深层机制,把握译者主体性的构建轨迹、寻求译者主体性的合理定位。古典译学时期,翻译理论研究意识薄弱,未形成共同的研究范式,属于翻译研究的“前科学”时期,译者主体性基本上是一个含混的概念。西方译学部分考察了古罗马帝国、文艺复兴以及18世纪之后等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就宗教作品翻译而言,译者最初在“上帝的感召”下亦步亦趋地追随原作,民族语翻译的兴起使译者拥有了适度变通的自由,译者主体性整体上经历了一个由弱变强的过程；就世俗文学作品翻译而言,古罗马时期的翻译以译者对原作的征服与占有为基调；中世纪时期的译者基本上凭个人喜好从事翻译；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译者的原作意识依然较为淡薄；18世纪之后的西方译学逐渐摆脱了轻视原作的倾向,注重再现原作中的异质文化成分,译者的自由裁量空间相应受到压缩。中国译学部分以历次翻译高潮为主线,涵盖了古代佛经翻译、近代西学翻译以及“五四”以来的翻译活动。通过考察发现,译者主体性在整体上并未受到过多压制。译者在翻译选材、翻译方式等方面体现出较为明显的自主意识,通过翻译实现了传播思想、启迪民智、改良文学等目的,成为民族文化构建的积极参与者。语言学范式借鉴了包括结构主义语法、转换生成语法与系统语法在内的现代语言学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实现了研究的规范化与系统化,结束了古典译学时期的朦胧和无序。然而,语言学范式过于关注语言形式与文本结构,追求研究的科学化与形式化,译者主体性消解于形式和结构的分析之中。在描写译学与文化研究的冲击下,语言学范式的解释力日趋式微,后期不得不引入功能、认知、语用等以修正和置换原有规则体系。从哲学层面分析,科学主义观照下的文本中心论构成了语言学范式的哲学基础,也是造成译者主体性消解的根本原因。作为文化学范式的先导,“翻译研究学派”整体上摈弃了语言学范式规定性的、以原语为中心的研究取向,采取描写性方法考察译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在发掘翻译文化属性的同时凸显了译者的重要作用。在文化研究思潮促动下,翻译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向文化研究的转向,翻译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功能得到史无前例地高扬。作为“文化转向”之后的两个重要理论维度,女性主义译论与后殖民主义译论揭示出隐藏在翻译中的不对称权力关系,以及翻译在文化身份认同与建构中的重要作用。翻译成为权力交锋与身份宣示的场所,成为译者及其所属族群表达文化诉求、争取话语权力、重塑文化身份的工具。文化学范式从整体上实现了从规定到描写、从原语到译语、从形式到功能、从文本到文化等一系列跨越,译者的角色及作用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文化学范式过于注重翻译的外部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翻译的语言属性与内部研究,模糊了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的界限。文化学范式所依据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非理性和颠覆性的,缺乏建构性和全局性的思考向度,意义的客观性在差异性游戏中被放逐,无法从根本上保证理解与解释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追根溯源,科学主义所关注的语言和逻辑,非理性主义推崇的人之意志、情感、本能等,后现代主义追求的个性与差异都无法合理定位主体性,都有其片面和偏激之处。在翻译研究领域,从主客不分的古典译学时期,到科学主义主导的语言学范式,再到后现代主义主导的文化学范式,翻译活动的主客体关系在整体上处于失衡的状态,译者在原语和译语的夹缝中飘忽不定。只有把翻译从语言和意识的世界拉回到现实生活世界,在社会交往与社会实践的理论视野中,才能确立理解与解释的有效性尺度、合理定位译者主体性。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将主体间的交往与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求相关联,主张主体间以语言为媒介、以社会规范为准则、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或商谈达成相互理解与意见一致,重建融理论、实践和审美理性于一体的交往合理性。本文以交往行动理论为依据,反思了语言学范式与文化学范式的偏颇之处,认为需同时关涉事实性的客观世界、规范性的社会世界和情感化的主观世界三个维度,并满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三种言语有效性要求,才能够合理描述与解释译者主体性。在此基础上,论文尝试确立“客观—社会—主观”三位一体的译者主体性研究模式。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以关系主义方法论原则为出发点,力图消解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主体与结构之间二元对立,将社会实践视为场域、惯习、资本等相互作用的产物,深刻揭示了社会实践的双重构建性,为翻译研究尤其是译者主体性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考维度。一方面,社会学视域下的翻译成为受社会因素调节的实践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有效联通语言与文化这两条研究路径、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研究模式。另一方面,把译者作为社会化的个体,将惯习、场域(常规)、资本进行结合研究,有助于全面描述译者的翻译实践、合理定位译者主体性。本文反思了语言学范式的客观主义以及文化学范式的主观主义研究倾向,并基于场域、惯习、资本等三个概念工具勾勒出了社会学视域下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路径。结合翻译个案探讨了翻译场域的定位、译者惯习与翻译场域(常规)的双重建构、译者翻译观的文化资本解读、文化资本的流通与译者的顺应与选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