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柏林危机(1958-1963)是以苏联、美国为济的东西两大集团在欧洲冷战爆发后的又一次高潮,它的发生、发展与结束对东西方关系以及东西方在欧洲的冷战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场危机中,英国作为重要的参与者,既看了到战争的危险,又看到了借助危机以实现东西方之间缓和的机会。借助这样的机会,英国麦克米伦政府进一步完善了它的对苏缓和政策,并利用既有的英美特殊关系,积极协调盟国推动对苏谈判的进程,为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缓和以及东西方之间关系的缓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二次柏林危机爆发之后,围绕着如何应对危机的问题,西方盟国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激烈的斗争。英国从自身现实利益出发,在危机初期就反对美国从冷战思维出发来应对危机的方案,主张用和平与谈判的手段,乃至妥协的方式加以解决。在应对未来苏联向东德移交柏林通道管理权的问题上,英国认为应该先与东德进行积极交涉,如果受阻,再实施“空运”或是最终以承认东德政府的方式来换取危机的和平解决,坚决反对美国军方“有限使用武力”(limited use of force)的方案。在盟国协调对苏政策的过程中,英国的主张虽然遭到了西德强烈抵制,但对美国产生了影响,对苏谈判的思想开始被引入到美国新的柏林政策之中。在米高扬访美之后,英国判断苏联是愿意与盟国就柏林问题和欧洲安全进行谈判的。不过麦克米伦相信,只有建设性的并具有一定妥协性的方案才能使盟国与苏联的谈判不至于无果而终。在他的指导之下,英国外交部在1958年对苏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提出了对苏缓和的具体政策和行动方案。1959年3月,麦克米伦迈出了推动对苏缓和的实质性一步——访问苏联。在了解到苏联愿意同西方进行谈判解决柏林问题、德国问题和欧洲安全的立场之后,麦克米伦又先后巡访了法国、西德和美国,进一步劝说盟国对苏谈判的立场。虽然各国在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上仍有分歧,但盟国最后还是一致同意与苏联进行外长级别的谈判。虽然麦克米伦坚信,只有通过峰会的方式才能与苏联就相关问题达成协议,但美国方面始终坚持这样的会议只有在外长会议取得一定进展的前提下才能召开。为了达到这一条件,英国在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的西方四国外长会议上就展开了对盟国的劝说活动,希望为盟国与苏联之间协议的达成增加可能性。1959年5月至8月,东西方外长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在这期间,英国再次扮演了盟国和苏联之间协调人的角色,力促双方的谈判立场上能够逐步接近。虽然日内瓦外长会议无果而终,但它所开启的缓和气氛则直接推动了随后的美苏戴维营会谈和东西方首脑会议的确定。然而不幸的是,突然发生的U一2飞机事件却打破了暂时缓和国际气氛,最终导致了巴黎高峰会议流产。巴黎高峰会议流产之后,赫鲁晓大声明要与美国新政府讨论柏林问题,因此1960年最后几个月的柏林局势相对甲静,但危机并未消失,为应对赫鲁晓大在1961年随时可能发动新的柏林攻势,英国制订了新的柏林政策。这一政策延续了之前英国主张对苏进行谈判的思想,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被动和保守的倾向。随着1961年8月柏林墙危机的发生以及肯尼迪政府对苏谈判政策的确立,英国的柏林政策再次表现出主动,除了采取措施努力防止危机形势的恶化之外,还积极支持肯尼迪政府与苏联进行“试探性”会谈,以求为后续盟国与苏联之间的谈判做准备。尽管英美所主张的“试探性会谈”没有实质成果,但卡白林局势的确是因为双方的这种持续的沟通而再次缓和I了在危机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英国一直都把柏林问题的解决看作是实现欧洲安全与自身利益的机会,主张用和平谈判乃至妥协的方式来实现与苏联的缓和。借助着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英国于苏联和盟国之间进行了积极的劝说和斡旋,在影响盟国政策制订的同时,加强了英美和英苏关系,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英国的国际地位,并有地实现了第二次卡n林危机的缓和。但英国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即恶化了它与西德的关系,加速了法德之问的靠拢,最终为其本已艰难的加入欧共体之路制造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