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天皇权力受到幕府将军压制,虽然在名义上是日本的统治者,但实际上并不具备统治能力。幕府统治进入中后期以后,内外矛盾逐渐显现,最终走向崩溃。而这一过程中,天皇的作用被再次重视。如何以天皇为中心构建新的独立、统一的国家,成为明治维新面对的一项重要课题,加藤弘之即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逐渐提出“族父统治”论。加藤弘之的早期作品基于天赋人权理论,以宣扬立宪政体为主,主张在国家统治中纳入国民意见,实现政治的“公明正大”,由此达成上下情意相通、人心一致的“人和”状态。在宣扬立宪政体的同时,为扫清政体改革的障碍,加藤弘之还提出国体“新论”,批判以往单纯重君的国体,提升“民”在国体中的地位。但即使如此,加藤弘之仍对“贤君”“圣主”给予高度评价,“人和”的重要表现乃是君臣相亲如父子、万民相亲如兄弟,“族父统治”论的萌芽在此时便已显现。加藤弘之早期作品中积极的民权观点,虽然受到当时民权论者的追捧,但是受到旧国体论者、政府一方的指责。由于个人原因与时局影响,加藤弘之最终转变了其学术方向。以《人权新说》的出版为标志,加藤弘之摒弃了天赋人权说倒向进化主义。此后,他逐渐提出了极具个人特色的日本国体论——“族父统治”论,并通过教育实践、道德观构造、宗教抨击、统治权主体论战为实践天皇统治提供保障,在精神层面、制度层面拱卫天皇的统治地位。虽然“族父统治”论中的天皇在精神层面、制度层面均被作为唯一统治者塑造,但是这种天皇形象的塑造并非以“复古”为目的。在论述中,加藤弘之始终强调自己与旧国体论的差异,强调自己的理论基于“自然”之理,具备科学性。加藤弘之理想中的天皇并非“私有天下”的封建君主,而是与日本国家、日本民族融为一体的只具备“公人”资格的“族父”。在天皇身上投射的是加藤弘之自幕末开始的对政治“公明正大”的向往。在加藤弘之的思想中,既有日本本土思想的因素,也有西方思想的因素。正是在二者的碰撞与融合之下,加藤弘之最终构建起了自己独具个性的“族父统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