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承认存在正的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所在。对交易费用进行准确测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交易费用的测度研究仍很不完善,存在以下一系列亟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在宏观层次上,North & Wallis(1986)对交易费用总量的直接测度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但这种针对交易部门比重的估计仅估算了与市场交易相关的费用和维持市场发展的相关制度费用中市场交易费用,忽略了经济体非市场交易费用测度,因此,其测度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研究体系,甚至不能准确地测度经济体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下的交易费用总量；在微观层面上,国外学者对交易费用的测度方法多样化,所涉及的领域也相对较广,但国内关于交易费用微观层次的测度研究几乎是空白。值得注意的是,已有微观层次的针对具体交易活动的交易费用估算虽然考虑到了宏观层次交易费用直接测度研究所忽略的非市场交易费用,但其测度结果的准确度取决于调查的数据范围和数据可获性,并且对一国经济体交易费用总量的估计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特别地,对非市场交易费用大量存在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对其非市场交易费用的总量测度仍然是一项颇富挑战性的工作。因此,本文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和非市场交易费用的规模及动态变化的测度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结构安排上首先对已有交易费用测度研究进行系统回顾,归纳已有研究理论成果和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交易费用测度研究的理论基础并构建测度交易费用的理论框架,找到影响交易费用的分工水平、制度环境、政府行为、信息通讯技术水平、教育等主要因素。然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遵循North(1986)对交易费用的划分原则,分别利用统计核算和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实证测度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和非市场交易费用的规模,并试图从交易费用的规模和变化特征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本文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如首先,我国自体制转型以来,不仅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绝对规模不断提高,其相对于GDP的比重也有显著的提高。Johansen协整分析也表明我国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较弱的正的协整关系。并且,当前我国交易服务水平仍然很低,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我国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主要来自于第三产业,第一、二产业的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占GDP比重很低且呈逐年下降的特征,第三产业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变动趋势决定了我国总体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走势。这种现象这一方面揭示了1978-2007年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依赖于生产资源的大量投入,此期间生产转换部门的交易服务水平反而降低；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提高我国交易服务水平的出路所在,即除了要进一步完善服务业、加快农业服务部门的发展以外,关键是加快第二产业的转换部门中辅助性交易服务的发展。其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效的体制转型以及基础设施水平建设的完善显著降低了非市场交易费用的规模,但政府管制的不合理及由此而产生的负面效应正逐渐扩大,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体制转型与基础设施水平的作用,导致我国非市场交易费用相对于GDP的比重趋于平稳化。这一方面表明了我国改革以来的经济体制转型是成功的,因为它显著降了我国非市场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则指出了进一步降低我国的非市场交易费用的出路,即要从政府管制的规范化和合理化入手,提高政府管制的效率,从而抑制其负面效应。研究结果同时表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带来非市场交易费用的降低,与GDP高速增长相伴的租金总额是巨大的,而巨额的租金是我国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不仅要坚定不移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完善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而且要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强化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警惕权力寻租阻碍我国的改革,逐步减少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不必要的浪费,即降低我国非市场交易费用。这是实现我国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