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短期内迅速扩散到全球二百多个国家。疫情爆发至今,我国累计新冠确诊人数约25万人,累计死亡人数5746人,国外累计确诊人数更是高达4亿,全球正在面临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挑战。在近百年间,人类经历了鼠疫和霍乱的侵害,逐步抗击了 SARS病毒和MERS病毒,在面临新冠肺炎疫情时,人们已经对疫情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涉及领域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从宏观角度为疫情的防控政策提供了许多参考性建议。但是从微观角度出发对疫情的影响作用研究还不全面,现有研究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疫情对家庭消费具有消极影响,没有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是否符合现实情况存在质疑。受疫情直接影响,部分居民产生恐慌焦躁的情绪,使得居民对幸福感的自我评价受到影响。近几年,居民主观幸福感已经上升到国家层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标志。因此,研究疫情对居民家庭消费行为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从微观角度为政府精准防疫提供参考建议是有意义的。本文选取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据,以非典疫情为代表,研究疫情对家庭消费和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首先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分别研究了疫情对城镇家庭与农村家庭消费水平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通过双重差分倾向得分法（PSM-DID）验证结果的稳健性。其次,利用中介效应分析,验证居民主观幸福感是否是疫情对家庭消费影响的中介因素,并分析其中介效应异质性影响程度,通过选择各城市全年平均日照时长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确保结果准确性。最后,基于以上分析得到结论,疫情对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消费水平均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但是在影响程度上,疫情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影响更大,这可能是农村家庭对家庭收入变化更加敏感造成的。在居民主观幸福感方面,农村居民没有受到疫情显著的影响,但是城镇居民受到了显著的消极影响,相对于农村家庭,城镇家庭对生活品质要求更高,疫情期间生活质量的下降对城镇家庭影响更明显。同时,居民主观幸福感可以作为疫情对城镇家庭消费的中介影响因素,发挥部分中介影响效应。但是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居民主观幸福感不会作为疫情对家庭消费的中介影响因素来影响农村家庭消费水平。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1）以往学者主要从国家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角度研究了疫情的影响结果,很少研究疫情对个体的影响,所以本文提出从微观经济个体角度出发,研究疫情下家庭消费水平的变化,丰富和拓展了疫情影响研究方向。同时,本文引入居民主观幸福感指标来反应居民心理状态变化,注重研究疫情在个体心理状态方面的影响。（2）本文验证了疫情对家庭消费影响的内部机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居民主观幸福感是否是疫情影响家庭消费的中介变量。强调对疫情的研究不应只关注个体行为特征变化,还应关注个体的主观心理变化,提出稳定居民情绪,提高生活丰富度的针对性建议。（3）本文以非典疫情作为传染病突发卫生公共事件代表,选取非典时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疫情对微观经济个体影响,结论更加符合实际。并且通过对城乡分组研究,分析疫情异质性影响结果,据此结论从微观经济个体角度提出了针对城乡不同的精准防疫政策参考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