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爆发为全球经济带来了重创,但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危机的反思。危机爆发前,欧美发达国家的低利率措施,是金融机构信贷扩张以及信贷风险积累的根本原因,加之监管力度不足,从而引发危机。随着对金融危机认识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转向金融中介在货币政策和经济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最后注意到一个货币政策传导中不可缺少的中间机构——银行。中央银行运用货币工具对实体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银行则是调控的重要参与者,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模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策的实施效果。更令学者关注的是另外一个问题,银行除了配合货币当局执行货币政策以外,在货币政策调控的过程中,是否还承担着货币政策所带来的一系列风险。因此,学术界开始研究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关系。近两年来,在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经济下行趋势不减的双重压力之下,利率持续走低,货币政策的继续宽松已经成为市场共识。中国人民银行在2015年全年共实施11次降准降息,实施逆回购77次,共投放资金量32380亿元。可见,货币政策的公开市场操作依然是我国“稳增长”过程中主要的调控手段。因此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传导机制的完备性,尤其是货币政策的风险性,在这一时期需要格外关注。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也涌现出不少关于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关系的文章,本文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梳理,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同时也认识到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我国关于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研究起步较晚、文献较少,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定义和测度不够明确和全面。其次,很少有文章对风险传导途径以及影响传导途径的因素进行全面的梳理,并基于分析建立适宜的模型进行实证的验证。再者,现有文献中的部分结论可能并不适用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本文对现有文献中所得出的结论“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并不显著,说明这种非对称性可能并不太适用于当今我国的实际经济现状。最后,现有文献很少有将风险承担问题与经济周期联系起来,并分析当经济处于不同时期时,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研究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文章结构安排如下：首先,本文对银行风险承担等概念进行了界定,介绍了测量银行风险承担的两种方法：单一风险指标测度法和组合测度法,并比较了两种不同的测度方法对风险承担行为度量的优劣。然后系统地阐述了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机理,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归纳影响这种机理的内外部因素。然后运用2007年一季度到2015年三季度16家上市银行的数据,以及宏观经济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将理论部分的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果相结合,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商业银行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行为显著存在,货币政策通过收入估值效应、逐利效应、竞争效应和保险效应对银行的风险偏好、风险识别以及风险承担产生影响。(2)我国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因银行资产、盈利等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资本充足、资金规模越大的银行所承担的货币政策所传递的风险越小,银行所承担的风险对货币政策调整敏感度越低,因此充足的资本、雄厚的资金规模降低了商业银行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大体上看,非利息收入加强了货币政策的风险传导,非利息收入在商业银行总收入中占比越高的银行,对货币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反应越敏感。但根据对组合风险测度模型的进一步分析,本文认为需要考虑到表外业务可能并不加强每一种货币政策的风险,而是只加强某种或者几种风险的传导,因此要区别对待不同性质的风险。(3)经济周期对商业银行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的影响,主要反应在破产风险和资产的风险水平两个方面,因此在分析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影响在不同经济周期的表现时,应该区分不同风险进行分析。(4)实证结果显示,已有研究结论“货币政策调整方向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非对称性”表现并不显著。本文认为随着我国货币政策调整手段的丰富,以及传导机制的完善,该结论可能并不适用于当今中国现状。最后针对所得出的结论为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在于,首先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风险传导途径以及影响传导途径的因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基于分析建立适宜的模型进行验证。其次,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表外业务代理变量——非利息收入占比。试图说明非利息收入占比高,将加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再次,本文又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分析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非对称性,当经济处于上行或下行区间时,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是否得以加强或减弱。同时,本文对现有文献中所得出的结论“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并不显著,并结合我国当今经济现状对其做出了解释。最后,本文将反映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指标以一种适当的方法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组合风险测度指标,综合地反映商业银行的风险程度,具体的思路来源于组合预测中离差平方和最大的思想。本文虽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是还存在很多不足。首先用Z值、净贷款率、加权风险资产占比,以及组合测度的方法同时对银行风险承担进行评价,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单一指标评价的片面性,但仍然不够全面。其次,非利息收入占比并不能完全地代表表外业务的规模水平,但介于该类数据不可获得性,因此采用了非利息收入占比作为代理指标。最后,本文使用的银行微观个体数据来自于16家上市银行的财报,截面个体数的限制可能导致所得结论不具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