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现有的成年监护的监督仅限于事后的被动救济,缺乏预防性与主动性。本文在分析各国成年监护的演变与监督模式的基础上,得出我们国家应当以监护方式的多样性应对个体差异性、监护的监督应当在体现个人意思自治基础上进行司法干预的启示。通过梳理我国确立成年监护的立法进程,结合本国成年监护缺失监督制度的现状,分析完善我国成年监护监督的必要性。本文认为,我国成年监护应当确立事前与事后二元监督模式。于事前监督机制,首先,明确了我国《民法典》总则编当中的成年监护监督人。其次,明确了监护监督人的监督职责,即监督人有权要求监护人报告监护事务的执行情况;查阅监护行为有关的记录;紧急情况下向法院提起撤销监护人资格之诉;监护人及其代表人的利益与被监护人的利益有冲突时代表被监护人。民政部门则审查并登记意定监护协议;批准监护人的重大监护事项;接到举报后及时核实情况;定期或随时探访被监护人;启动撤销监护人资格之诉。于事后监督机制,充分发挥成年监护中我们国家家事法庭对监护人资格审查的积极作用,将成年监护的监护权撤销问题从《民法典》总则编第36条独立出来进行单独规定。明确民政部门的原告地位,取缔村民委员会与居民委员会的原告资格,充分发挥民政部门的优势,对撤销监护人资格不再加以结果条件限制,明确监护权撤销与指定新监护人之间的独立关系。